（四） 国民党“改造”运动

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痛切反省国民党由大陆败退台湾的教训，认为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教育上的失败，皆是导致其大陆统治覆灭的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本身的“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撤之所招致”。同时党内要求整顿、改造的呼声也很高。为了收拢和控制已经溃散的党政残部，为了在台湾确立蒋氏权力核心统治，蒋介石下决心彻底改造国民党。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一面派兵直接进攻北朝鲜，一面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协防”台湾，国民党当局面临的军事危机暂告解除。在安全情况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蒋介石利用有利时机，集中精力对国民党实施改造。
早在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回到奉化老家后，利用国民党总裁身份“埋头整理党务”，开始筹划国民党的改造。5月，蒋介石指定专人研究改造方案，多次召开“党务整理会议”。7月18日，国民党中常会在广州举行第二百零四次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本党改造案》，确定对国民党的 “思想路线”“社会基础”“组织原则”“领导方法”“党的作风”实行改造。9月20日蒋介石在重庆为改造方案的实施发表 《告全党同志书》。10月，国民党中央又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具体研究党务改造措施。12月，蒋介石在台湾召集黄少谷、谷正纲、郑彦芬等人专门研究国民党改造问题，决定重新修改改造方案，组织“特别委员会”代替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具体执行改造任务。1950年1月，蒋介石指定筹划成立了 “国民党改造案研究小组”，并在之后的几个月内，先后举行三十二次会议，详细研究整理改造方案、措施及程序。7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240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实施国民党“改造计划”。7月2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举行，蒋介石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本党改造案》（修正案） 以及蒋介石的《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本党改造纲要》和《本党改造之措施及其程序》，阐明国民党改造的原因，以及在组织、干部、作风、纪律和党政关系等方面所要达到的目标。会议决定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停止行使职权，授权蒋介石遴选15至25人，组成“中央改造委员会”，代行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职权，主持国民党改造，并设立“中央评议委员会”，负责监督改造。7月26日，蒋介石召集中央执行、监察委员150余人举行会议，宣布陈诚、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郑彦芬、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崔书琴、谷凤翔、曾虚白、蒋经国、萧自诚、沈昌焕、郭澄、连振东等16人为中央改造委员，聘吴敬恒、居正、于右任、钮永建、丁惟汾、王宠惠、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城、何应钦、白崇禧、陈果夫、朱家骅、张砺生、王世杰、董显光、吴国桢等29人为中央评议委员。8月5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当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中央改造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央改造委员会大纲》，确定“中央改造委员会”职权和组织系统。改造委员会下设秘书处、第一至第七组、四个委员会，张其昀、周宏涛分任正副秘书长，陈雪屏、谷正纲、郑彦芬、曾虚白、袁守谦、唐纵、郭澄分任第一至第七组主任，李文范、陶希圣、蒋经国、俞鸿钧分任“纪律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干部训练委员会”“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日，蒋介石发表《本党今后努力的方针》。至此，国民党的 “改造运动” 正式开始。
8月7日，“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接管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秘书处接管“中央执行委员会”和“非常委员会”的秘书处和“抚恤委员会”；第一组接管“组织部”；第二组接管“青年部”“农工部”“妇女委员会”和军队党务改造指导委员会； 第三组接管 “海外部”； 第四组接管“宣传部”； 第六组接管 “心理作战部”； 第七组接管“中央财务委员会”所属党营事业；“纪律委员会”接管“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处；“财务委员会”接管“中央财务委员会”。同月，“中央改造委员会”确定了《当前急切工作要领》，决定着即制定并颁发有关改造的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和工作规程。9月1日，“中央改造委员会”发表由蒋介石提出的《中国国民党现阶段政治主张》，作为国民党改造时期的纲领。9月至10月，“中央改造委员会”制定了《原有党员整肃办法》《征求新党员办法》《整顿党的作风方案》 《党员编组及工作计划》《各省市及海外党务改造程序》《省改造委员会组织规程》《县 （市） 改造委员会组织规程》等，规定了一系列有关国民党各级组织整肃扩展及其程序等政策措施，作为各级组织党务 “改造” 的依据。
在中央之下，“中央改造委员会”制定各处、组、委员会的 《组织规程》，并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 区党部，16名 “中央改造委员” 均编入小组。同时制定《国民党直属机关区党部设置办法》，把“中央改造委员会”“总统府” “立法院” “司法院” “考试院” “监察院”和“革命实践研究院”等，分别编入第一至第九区党部，负责实施中央各部门党的改造。“中央改造委员会” 直接委派台湾省党部 “改造委员”，省 “改造委员”又指派县（市） 党部“改造委员”。至1951年3月，国民党各级党部“改造委员会”全部成立，组织实施各级组织的全面改造。“中央改造委员会”还在台湾大学等六所高校设置“知识青年党部改造委员会”，并组建航空、铁路、公路、工矿职工党部改造委员会，并派郑彦芬赴南美、东南亚等地督导海外党部的改造。
国民党“改造”首先从“党员归队”、发展党员、对党员整肃、重建组织开始。以限期登记方式迫使原有党员 “归队”，规定从1951年1月14日至23日，以20天期限重新登记党员，使因战乱和退台而脱离组织的党员，一律加入组织。凡在限期内未参加党员归队者，一律撤销党籍。在民间“吸收新党员”，改变国民党的组织成分和社会基础，增加农民、工人、知识分子、青年和台湾省籍党员比例。以小组为基本单位对党员实行编组，将“党员纳入组织”，规定党员必须参加小组，其党籍方能有效。对所有党员实施“教育训练”：高中级干部由“革命实践研究院”训练，基层干部举行“巡回训练”，党员由小组“教育训练”。党员纳入组织后，按照规定，加强整肃，规定“凡有叛国投敌、跨党变节、毁纪反党、放弃职守、信仰动摇”等行为者，皆为整肃对象，一律予以淘汰。如第六届中央执行、监察委员589人，除6人死亡和296人迁台 “归队”外，其余均被开除党籍。在吸收新党员、加强党员训练、整肃的基础上，逐步成立台湾省、县（市） 、区各级党部。至1952年4月，国民党在台湾普遍建立起包括省党部在内的各级党部。
国民党进行“改造”的第二项重要内容是“刷新党政关系”、开展“民运工作”和加强“社会调查”。国民党当权者认为，“党政关系瓦解”“党政各行其是”“民众与党对立，失去广大群众基础”是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因此应改善和增进党政关系。1951年2月28日，“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党政关系大纲》，实行 “依主义制定政策”，“以政策决定人事”，“以组织管理党员”，在“中央民意机构”中建立党团或党部，在 “政府机构” 中建立政治综合小组，凡 “国会”机构决定之政策，“必先通过党团组织”，“政府决策有关问题，均须提政治小组讨论”。为了改善党政关系，“中央改造委员会”先后制定了“两阶段青年运动、农民运动、劳工运动及妇女运动”等“指导方案”，要求各级党部的干部及从政党员要把从事民运工作、社会调查看成国民党“改造”后之“新兴”工作。国民党所谓调整党政关系的实质是，通过党团组织控制 “国会”“政府”，实现 “以党治国”。
国民党“改造”的第三项内容为推行“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1951年2月1日，国民党 “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反共抗俄总动员纲领》，在建设 “反攻复国基地”的口号下，推行所谓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四大“改造运动”。经济方面，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维持币值稳定，保障投资安全，整顿公营事业，促进劳工合作，平均社会财富，扶植农工、渔民、盐民、矿工生活，推行劳动保险”等。社会方面，提出 “转移社会风气，厉行战时生活，克难节约，实行新生活，加强民众组织”等。文化方面，强调进行反共宣传，“创造”所谓“三民主义新文化”，厉行“明礼尚义、反共复国”的精神教育，实行“文艺改造”，“加强国际文化合作”等。政治方面，要求实行所谓 “行政三联制”，即设计、执行、考核三者“密切联系，不能有所偏废”，“分级分层负责，增进行政效率”，“充实地方自治，健全县市自治组织”等。其目的为调节党的工作，扩大“党员实践运动”，调整和稳定经济，安定社会，强化反共思想教育，实现发展经济、稳定统治、“反共复国”“总动员目标”。
国民党的“改造”，打破了由大陆延续至台湾的派系纷争，排除了对国民党生存发展不利的异己势力，使国民党事权统一、号令一致。主持国民党党务系统长达22年，以陈果夫、陈立夫为代表的CC系被解除实权，排挤在权力核心之外，从此一蹶不振。大陆时期行政官僚势力的代表政学系，亦被瓦解。在大陆时期常常拥兵、拥权自重的国民党党、政、军、特元老的实权被削弱，党、政、军、特“制衡系统”建立起来，党政系统相互牵制，军队的“任期制”使将领不能拥兵自重，情治监控党、政、军，一切大权都集中于蒋介石一人手中。通过“改造”，蒋经国不仅进入了国民党中央决策阶层、掌握“政工”实权，而且一大批蒋介石的亲信被安插至权力核心并控制了党、政、军、特各要害部门，大批“太子派”政治班底成员被委以重任，以蒋氏父子为核心的权力结构建立起来。“改造”增强了国民党的组织力，扩展了基层组织，加强了国民党在台湾的“社会基础”，党控制了“议会”、“政府”、军队、特务大权，强化了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总之，通过“改造”，国民党的组织运转 “制度化”，权、责、令一元化，思想系统化，统治秩序化，国民党逐渐摆脱了退台初期的社会混乱和危机，为其在台湾的生存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但同时也加强了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强化了对台湾社会的严密控制和对反国民党势力的镇压，严重扼制了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牺牲和侵害了台湾人民的政治、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