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北京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郊区基层党的建设

1.摧毁旧制度和土地改革时期。1949年3月份，北平成立了市委郊委和市政府郊委，领导郊区的工作。根据市委的要求，当时的北平市郊区只在参加过反蒋反美斗争的群众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至土地改革时，共发展党员183名。
1949年10月开始正式土改。当时京郊范围内农村的土地改革共分三批进行，于1950年春完成。土改中发展了近2000名党员，263个村建立了党支部，201个村建立了共青团团支部。
土改后，广大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得到了解放，分得了土地，当家做了主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威信空前提高，每个村党支部周围都形成了一批积极分子，在各项工作中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1950年冬京郊同全国一样开展了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各村党支部组织青年报名参加志愿军。在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受到锻炼，党的组织得到发展。
2.互助合作运动时期。1951年春，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和郊委就党的基本知识，党的性质和任务，特别是对如何发挥火车头作用，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解决好带领农民办好互助组、合作社等问题，组织农村党支部书记进行了培训。参加培训的党支部书记回村后，广泛宣传互助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合作发展很快。至1952年，56%的农户参加了互助合作，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了35个。
1953年，中共北京市委派出大批干部深入京郊农村，宣传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宣传党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进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推动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设。当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4个(其中有集体农庄1个)，入社农户1 004户，占总户数0.8%；常年互助组2 848个，2万多户。在农村党支部领导下，合作社、互助组的生产提高得很快。广大农民入社更加踊跃。1954年，合作社发展到412个(其中土地不分红的高级社114个)，很多农业发展较好的合作社还开展了副业生产。1955年合作社发展到705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47%。1956年初完成了高级合作社。在这期间，涌现出了大批互助合作积极分子，先后走上了社长、会计、队长等岗位，很多人陆续入党。农村党支部威信进一步提高。
3.农村人民公社化初期。1957年冬，在京郊农业获得大丰收之后，按中共中央指示，京郊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党支部发动党员，在群众中开展合作化好不好的讨论。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和党员骨干的带动下，开展了大兴水利运动和农业大跃进，之后又实行了人民公社化，出现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统计，到1959年，京郊区、县的基层党支部已发展到4 511个，党员发展到了78 720名（含农村外部分）。
4.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左”的指导思想，给全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北京农村粮食连续两年减产，至1960年粮食降到解放后最低水平。京郊农村农民生活，在1959年已发生困难，1960年农民生活困难的情况更为普遍。北京市委派出了大批工作队，帮助农村开展整风整社，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等错误。农村党支部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帮助农民渡过难关。1961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深入农村调查研究，邓小平、彭真到顺义、怀柔调查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纠“左”的政策。在此基础上，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提出市委、各县（区）委要制定一个领导农民发展生产的奋斗目标。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提出，为了提高农村党支部的水平，需要大量培训干部。中共北京市委决定，首先对通县、大兴、顺义三县农村党支部干部进行系统的培训，由县、公社书记带队，每村三四人，每期一个半月。北京市委党校全力以赴，培训内容主要有：什么是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等价交换原则；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关于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党的群众路线；农村基层组织工作；共产主义人生观等。三县共培训6 288人。之后又培训其他县（区）的农村党支部干部3 500多人。1962年11月北京市委召开全体会议，传达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全会通过了《市委关于郊区当前农业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了迅速把郊区农业推上以技术革新为中心的新的发展阶段，并提出了各项具体要求。特别提出：要把全郊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主要干部5万多人，分别送到市委党校和县（区）委党校培训一遍。
5.“四清”时期。1963年5月，中共中央杭州会议决定，在全国农村分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北京市委由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冯基平和市委常委赵凡带队进入农村开始搞试点。10月，市委从各单位抽调6589人进入48个公社774个大队开展“四清”运动。1964年2月又抽调8 976名干部在114个公社，1 538个大队开展第二批“四清”运动。运动中，北京市委一再强调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把运动搞深搞透，“四清”运动要促进生产，号召通过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增产几亿斤粮食。
京郊农村“四清”运动基本上是依靠当地党组织，把启发教育干部自觉检讨，与放手发动群众揭发结合起来，把开展“四清”运动和促进生产结合起来。以后，到1964年9月，又按照中央政治局指示，收缩了一、二批“四清”的力量，并于10月初，抽调中央、市级和各县区20200人，其中有20多位中央部长级领导干部，集中到通县34个公社、430个大队进行“四清”运动会战。以后按毛泽东关于工作队人数太多，势必发生包办代替的指示，从到通县的“四清”工作队中抽出了4200名工作队员，进入顺义县6个公社、朝阳区十八里店公社和通县城镇138个单位开展“四清”运动。1965年1月，中央23条发布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连续召开五次会议，按照23条精神，部署运动，要求对斗错的干部平反、赔礼道歉。这段时期，京郊基层党支部发展到了5 940个，有党员86 267名。
6.“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京郊农村的“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京郊农村同文化、教育界一样，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在“文化大革命”中，京郊农村发生了20多起武斗。绝大部分县、公社生产大队主要干部被斗。全国劳动模范、海淀四季青公社副主任李墨林，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贫下中农协会副主席、一渡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刘宗悦，北京市劳动模范、上辇大队党支部书记孙举，北京市劳动模范、陈各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景祥等均被迫害致死。在“文化大革命”中，京郊农村党组织的工作已无法正常开展，党支部的战斗力也遭到了严重的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