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国民党退台初期对台湾的统治

国民党在进行“党务改造”的同时，还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外交等方面采取一些措施，以稳定在台湾的统治。
政治上，推行“地方自治”，建立反共戒严专制体制。早在1929年6月，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就通过了《完成县自治案》。1938年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规定了县级“地方自治”机构及组织原则，并在湘、赣、川、黔等地试行。1949年7月20日，台湾省主席陈诚召集专门会议，研究自治问题。会后组成“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8月15日，“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草拟有关“地方自治”的法规草案。至12月底，“研究会”先后举行十次会议，拟定了 《台湾省调整行政区域草案》《台湾省县市议会议员选举罢免规程草案》。此后又陆续拟定了《台湾省各县市议会组织规程》 等17项法规。1950年4月24日，在国民党的主导下，台“行政院”正式公布了《台湾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1950年8月16日，台 “行政院” 通过《台湾省各县市行政区域调整方案》，将全台湾划分为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花莲、澎湖16个县，台北、基隆、台中、台南、高雄5个省辖市，宜兰、新竹、彰化、嘉义、屏东、花莲6个县辖市，阳明山管理局，312个乡镇和42个省辖市区；乡以下设村，镇和县辖市区以下设里，村里之内编制为邻，邻以下为户。在调整行政区划的同时，还实行各县市长、乡镇长和县辖市长、村里长均由 “民选” 产生，任期四年，“连选得连任”。1950年8月起开始办理首届县市长选举。后又陆续举行乡镇长、区长、村里长等选举。配合县市以下行政首长直接“民选”，国民党还建立地方各“民意”机构。1951年，国民党当局将原县市参议会改名为县市议会，省参议会改称临时省议会，并规定乡镇、县辖市民代表会和县市议会为“自治组织”，乡镇、县辖市民代表和县市议员均由“普选产生”，任期四年，有向乡、镇、县辖市长和县市长“质询之权”。国民党“地方自治” 是其 “确保台湾”、实现 “反共抗俄总体战” 的政治手段。通过实施 “地方自治”，国民党以提名和辅选，安抚和控制了地方派系势力及代表人物，稳定了对台湾基层的统治。为了确保对台湾的统治，国民党在台湾重建特务组织，颁布“戒严令”。由于在大陆的失败，国民党原有的特务组织如 “中统”“军统”等或绩效不彰，或已瘫痪，且相互分立，事权重叠，功能矛盾。1949年7月，蒋介石在高雄召开秘密会议，成立包括蒋经国在内的“政治行动委员会”。1950年3月1日又成立 “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负责协调指挥国民党党政警宪特各情报特务机构。经过调整，形成了“内政部调查局”“国防部情报局”“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政治作战部”以及国民党中央大陆、海外文化工作委员会等“情治”网络，各司其责，相互协调，由蒋经国统管，各特务组织渗透到机关、团体、文教、厂矿、企业各个部门，实行对台湾民众的严密控制。在实行特务统治的同时，国民党还在台湾制造白色恐怖。1949年1月，“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成立，以台湾安全设防为由，开始对入出境实行管制。5月初，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地区颁行“戒严法”。5月19日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实行宵禁。20日，发布“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随后又依“戒严法”制定了 “惩治叛乱条例”“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戒严时期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全”、“戒严时期新闻报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以及有关出入境、山海防、交通、电信等30多种法令、法规和条例，在全台湾实施戒严。戒严时期，严禁民众结社、集会、游行、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禁止张贴标语和散布“非法”言论； 禁止携带藏匿武器弹药，出外携带身份证，违者军法惩处； 实行宵禁； 实行出入境非常管制；新闻、出版实行检查制度，违者交军法处置；严禁组织新党等。这种白色恐怖统治维持了长达38年之久。
经济上推动 “土地改革”，采取稳定财经的措施。1949年4月14日，国民党当局公布“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并颁发实施细则和“台湾省办理私有耕地租约登记注意事项”等法规，令全省各县市一律从当年第一期农作物收割付诸施行。1951年5月台 “立法院”通过“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同年6月颁布实施。“三七五减租”确定减轻农民租额负担，一切租额均不能超过37.5%; 保障佃农权利。1951年6月，国民党当局公布 “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开始实行“公地放领”，将公有耕地按一定份额有偿放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三七五减租”和“公地放领”之“土地改革”，使台湾封建地主土地所用制基本解体，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以至整个经济的发展。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国民党还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财政经济。1949年6月10日，国民党当局成立“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负责在台“国营、省营各生产事业的筹划、配合和督导”。稳定财政经济措施的主要内容有：恢复和发展工业，为从事生产军需用品、生活必需品、外销物品和进口代用品在原材料和资金的供给上提供便利； 停止或限制生产影响必需品正常供应的产品和销路无把握的产品；重点发展电力、肥料、纺织工业；对所有民营工业实行贷款，扶植其增加和更新设备，扩大经营规模； 实行“币制改革”，以新台币取代旧台币，抑制通货膨胀；陆续颁行了许多物价直接管制措施，包括军公教人员及眷属的实物配给，民生必需品的定价定量配售，重要商品及劳务的限价，有关部门对重要供应物资及粮食的掌握抛售；提高存款利率；整顿税制，增加税收；发行公债；裁撤冗员，减轻财政负担；加强外汇和外贸管制，实行“外汇审核制度”和复式汇率制度，进口配额；争取 “美援”，1950年至1952年，台湾得到美国经济援助3.09亿美元。这些措施对恢复生产、保证民众正常生活、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有相当的助益，为台湾60年代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基础。
军事上，在全力争取美国军事、经济援助的同时，对军队进行全面整顿和“革新”。首先从高级将领开始，对军队进行“整肃”，前副参谋总长吴石和第四兵站总监陈宝全被以“通共罪”枪决，原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被以“通共策反汤恩伯罪”枪决，原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和第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因“平潭战役不力”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在各军事单位实行“联保制”，并开展 “消灭死角运动”，深入 “整肃”。推行 “精兵”政策，归并建制，裁撤浮额，撤销了240多个军事单位，新编列为陆军、海军、空军三个军种和装甲兵、炮兵等兵种和警备、宪兵部队，重整军纪，严加训练；仿效美式建制，重建军事体制和首脑机关，集最高军权于“总统”，分设主管军令的“参谋总本部”、主管军政的“国防部”、主管军队政工的“总政治作战部”，建立国民党在军队中的“领导核心”，强化国民党对军队的监控。实行普遍征兵制度和退役制度，改善军队的管理和待遇，建立预备兵役制。实行“假爱除役制度”“军校教育制度”“军事主管任期制”，确保最高统帅对军队的控制。
文化思想上实行“文化改造”，建立反共思想体系。配合党自身的 “改造”，国民党发起所谓“文化改造运动”，利用文化手段大肆进行反共反苏的宣传鼓动，掀起 “反共文艺运动”，实施 “三民主义救国” 教育，维护传统文化与道统，确立“反共抗俄”的思想理论，企图把台湾社会的思想文化和教育均纳入国民党专制的轨道，为维护其统治服务。为了加强对青年的控制，1952年10月成立 “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并在全省各县市、大中学校普遍建立分支机构及外围组织；蒋介石接连发表了《反共抗俄基本论》《解决共产主义思想方法的根本问题》《三民主义的本质》等一系列文章和“演讲”，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攻击马列主义，提倡所谓“力行学说”；配合戒严体制，严厉查禁“为共匪宣传”之舆论，同时又提倡反共舆论，进行反共宣传； 在社会上制造 “恐共” 心理。
外交上，为了摆脱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地位，采取“争取国际间的同情与支持，先巩固原有的外交阵线，再建立新的据点的“外交路线”的外交策略，推行一系列反共反苏、与大陆抗衡的“外交”政策和手段，以求“确保台湾”。第一，利用朝鲜战争爆发和美国由“等待尘埃落定”到“划峡而治”对华政策之改变，乞求美国对台湾的援助。早在1949年11月，蒋介石就派郑介民赴美乞求援助。经多方周旋和争取，美国参众两院于1950年1月通过《继续援华法案》，继续将原计划内的3100万美元用于台湾，并新提供给5000万美元贷款。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中共武力解放台湾的进程发生重大变化。乘此机会，国民党加紧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扩充军务，为将来进犯大陆做好准备。1951年5月1日，美国在台湾组成“驻台军事援助顾问团”。10月，美国国会通过《双边安全拨款法案》，决定增加对台湾援助款项。1951年度，美国对台湾军事援助7100万美元，1952年度高达2.75亿美元。第二，与日本、美国等恢复“邦交”，建立新的“外交据点”。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台湾当局与日本于1952年4月27日签订 “台日和约”。之后，日本、美国先后在台湾设立“大使馆”。同时，通过加强对外贸易和文化技术交流，争取与欧美和非洲的一些“中立国”或“新兴国”建立“邦交关系”，阻止其与中国大陆交往，并加紧与菲律宾等东南亚反共国家的 “互助合作”。第三，勾结美国，联合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设法保住国民党政权的所谓“中国代表权”，并向联合国提出“控苏案”，掀起反苏反共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