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全力巩固，坚决收缩

浙江省农村出现的情况，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1955年3月24日，在谭震林、邓子恢主持下，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二办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同志，并邀请当时在京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参加，共同研究了浙江的农业合作化问题。并且由中央农村工作部拟了一份给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的电报，经过毛泽东同志审阅同意后，于3月25日发出。电报指出：“据已知材料、你省农村紧张情况仍在延续与发展着，农民生产情绪很不稳定，除粮食工作之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猛，步子迈得过大过急(由6%发展到30%几)，也是促成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据此，特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够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电报还指出：“估计你们在加强领导的条件下，能巩固好3万个社，保持10%以上的农户在自愿基础上继续合作下去，虽然走了一小段曲折的道路，仍应承认是很大的收获，而不是什么失败，如能巩固的多一些当然更好。”同时指出：“这个缩减数字不要下达，只作为省委内部掌握的计划”。
4月初，中央农村工作部和中央书记处二办共同委派秘书长杜润生、副处长袁成隆来浙江解释电报精神。4月11日，杜润生、袁成隆联名向两个派出单位写了报告，提出浙江整顿和巩固合作社的工作，“除全面端正自愿、互利政策外，还需要实行一个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即去掉虚假成绩，集中力量巩固真实成绩，以免全面勉强维持，把力量分得四散，什么也办不好，使紧张局面拖延下去”，现在“不少的合作社向政府要钱要粮，中农不投资，贫农要预支，坐吃山空”“一年之计在于春，必须赶快下马”。
中共浙江省委收到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电报后，就于当天拟定了《对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几个问题的处理意见》，指出： “我们工作重点应该把大多数社办好，做到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对那些基本不具备办社条件的社，在讲清政策之后，愿意转组的，应该帮助他们转为互助组。如果一部分社员仍坚持办社，则应允许其办下去，或者并入邻近骨干较强的社，而不能强迫解散”。杜润生、袁成隆同志来浙江解释后，省委一致表示同意采取“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并于4月上旬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会议，贯彻这个方针，基本上统一了到会同志的思想。会后，各县先后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和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全省县委书记会议精神。在此同时，各地、县委派出了一大批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宣传“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进行巩固和收缩合作社的试点。5月初开始向面上展开，5月下旬，全省范围内农业合作社收缩工作基本结束，工作重点由收缩转入巩固。经过1个多月的工作，全省农业社由5. 3万个收缩为3. 7万个，减少1. 5万个；入社农户由131.2户减少到87.9万户，减少43. 3万户；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由30%下降到17.8%。
经过巩固和收缩，明显地缓和了农村的紧张形势。5月底6月初，省委召开第18次扩大会议，对农业社的收缩工作做了基本总结： “一个月来的工作状况证明，收缩的方针肯定是正确的，四月会议的措施是有力的，实行的效果基本上是好的。”谭震林同志6月21日在浙江的考察报告中讲到，浙江整顿后，“合作社的生产都很好，极大部分增产有把握，大部分经营管理也好，但互利政策并未贯彻，查其原因主要是去年在贯彻阶级路线时即产生揩中农油的思想，总不愿与中农平等互利，据我了解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现有社是不能完全巩固的，秋后还要垮一批”。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同志7月28日向中共中央上海局电话汇报说： “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过程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很多地方当成了运动，主要搞收缩，有些收缩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没有很好处理，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些缺点在中央5月会议以后就纠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