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统购统销时期

1.粮食购销。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其主要内容和变化情况是：
(1)计划购销。1953年11月对农村粮食实行计划购销。是年，市人民政府根据粮食产量和农民用粮数量 (口粮、种子和饲料粮)，确定计划收购73 000吨。收购政策是： 保证农民吃饱，稍有富余粮，对其余粮进行收购。一般作物户按其缴纳公粮后存粮计算，每人平均225千克以上者为余粮户，国家收购余粮的90%～95%; 对种植稻谷、小麦户，除留少量食用外，国家全部收购，其口粮不足部分由国家供应其他杂粮，时称“大购大销”。在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的同时，取消了私营粮商经营粮食的活动。在国家完成收购任务后，农民可以上市互相调剂粮食。与此同时，对小麦粉实行计划供应，根据郊区农村种植情况，对园田村、稻田村、旱田村 （种植杂粮的村） 制定了不同的供应标准： 园田村每人每月3千克； 稻田村每人每月2千克； 旱田村和园、稻田村的一般农作物户一般不供应。1954年1月，又对缺粮户的小麦粉供应标准做了调整，根据各村距市区远近和种粮种类确定不同供应标准： 市郊结合村每人每月4千克； 距市5千米左右的园、稻田村每人每月3千克； 距市15千米的园、稻田村每人每月2千克； 超过15千米的园、稻、旱兼作及稻田村每人每月1.5千克； 一般旱田村每人每月1千克。
(2)定产定购定销。简称“三定”。1955年3月，天津市人民委员会规定，以1954年实际产量为基础，加上1955年计划增产部分为定产依据； 根据定产数量减去口粮、种子、饲料粮、机动粮为余粮，余粮的85%或95%为定购数量，歉收地区酌减，丰收地区酌增；产量不足留用粮的，由国家按规定标准给予定销。并将“三定”数字分配到乡，由乡人民委员会发动群众讨论，划清余缺，评定各农户产购销数量。1955粮食年度，全市农村定产175 570吨、定购65 665吨、定销27640吨。
随着农业合作化发展，市人民委员会于1956年6月决定将“三定”到户的粮食产购销数字改由农业社统一计算。天津郊区普遍建立起人民公社后，1959年4月将“三定”到社一律改为“三定”到队，计算粮食余缺和购销数字。基本上仍按上述办法。1959粮食年度全市农村定产108 310吨、定购65000吨、定销95 000吨，购销相抵逆差3万吨。
(3)一定几年。1962年以来实行定期购销包干办法，先后实行了一定一年至五年不变四种办法。
一定一年。1962年6月，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决定，从当年7月1日起对农村粮食实行购销包干到生产大队，落实到生产队。同时贯彻小队死、大队活的原则，即大队根据国家分配的包干任务，再增加5%～10%的机动数一并包到生产队，一次包死，春包秋购，一年一定。生产大队、公社和区一律不准包死，以利丰歉调剂。1963年调整为将粮食产购销指标包干到区，增产不增购。由区根据市分配的任务再加上10%左右的机动数，连同购销指标一并落实到生产队。机动数由区掌握，用于丰歉调剂。
一定两年。1966年粮食年度对农村粮食购销实行一定两年。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动乱之际，一定两年和包干任务延续到1970年。
一定三年。从1970年粮食年度起，粮食征购一定三年不变，主要是调整任务，合理负担。根据1966—1968年粮食年度郊区实际粮食产量和征购数量，确定每个粮食年度征购4.5万吨，统销3万吨，购销顺差1.5万吨。粮食总产量扣除种子、饲料粮，人均在180千克以上的为余粮队；人均不足162千克的为缺粮队，由国家供应到这个标准。
一定五年。1972年3月，天津郊区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的政策。全市每个粮食年度征购4.5万吨、统销3万吨。是年，由于遇到了严重干旱，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55%。因此，1972年粮食年度征购指标下调了65.6%，农村统销指标增加了20.5%。1973—1975年粮食年度，由于水源缺乏，大面积改稻种旱，对农村粮食购销政策又作了相应调整：旱田仍执行一定五年购销指标；稻改旱地区粮食征购任务不定，根据实产，社员人均口粮超过180千克的社队，实行超产超购超奖办法；个别不能达到自给的社队，国家按162千克的口粮标准给予统销。1976—1982年粮食年度，全市粮食征购基数为95 150吨，一定五年不变，同时规定粮油征购基数可以互相抵顶，比例为0.5千克油抵顶6千克粮食。
(4)购销包干。根据国务院有关通知精神，从1982粮食年度起，天津市对郊县农村实行粮食征购、销售包干，一定三年不变。各郊县粮食征购包干任务为15万吨(其中基数95 150吨，其余为超购)，农村缺粮统销为10.35万吨。包干指标实行三年统算，丰年可以多购少销，歉年可以少购多销，但不能突破三年购销包干总指标。原规定的粮油征购基数互相抵顶的办法即行废止。同时，实行粮食超购加价款的包干。
1984年，在农村已普遍实行生产责任制，为简化结算手续，纠正征购基数畸轻畸重不合理的现象，是年9月，经商业部、财政部批复同意，天津市从1984年秋粮征购起实行“倒三七”比例计价办法。凡农民交售给国家的粮食一律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办法收购，加价幅度为统购价的50%。
2.油脂油料购销。
(1)收购。根据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从1953年11月起与粮食计划收购同时进行。天津市规定对郊区生产油料的农户除留足种子、口油外，其余油料统购95%；对非生产油料的农户不再供应食油。油料的统购委托给郊区供销合作社代办。1957年，郊区农民食用油改由国家供应。为了多掌握油源，天津市在是年秋粮统购办法中规定：农业社（户）种的花生按实产每亩留足种子10千克后，国家统购95%；芝麻每亩留种0.5～1千克、棉籽每亩留种6千克、葵花籽每亩留种1～1.5千克、蓖麻籽每亩留种1～2千克，其余全部由国家统购。
1958年，为发展油料生产，对油脂油料实行“大购大销”。1960年，全国油料普遍减产歉收，这时天津市已划归河北省，省粮食厅规定：以生产队为单位，各种油料产量减去应留种子后，总和折油每人全年平均不到0.75千克的，所产油料国家不统购，也不供应，棉籽随棉花统购部分除棉种外由国家返还食油；总和折油每人全年平均在0.75千克以上的，花生统购95%、棉籽随棉统购、芝麻统购70%～80%（其余留队抵顶供应指标）、胡麻籽和芥菜籽统购95%、葵花籽和蓖麻籽统购95%。
1966年以后，天津郊区油料生产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产量徘徊不前。到1971年9月，天津市决定对郊区农民的食用油从是年起，4年之内只购不销。生产队生产的油料折油每人超过2千克以上的部分均由国家征购。1972年3月，改变了只购不销的政策，按基本核算单位计算，留足种子后有余的国家征购90%。属于统购任务内的，国家按出饼率返销油饼；属于超购部分国家加价20%奖励。为完成国家下达的油料征购任务，郊区农民的食用油国家按规定标准供应。
1972年11月，天津市第二商业局制定了收购蓖麻籽的奖励政策：凡本市集体和个人利用闲散土地种植的蓖麻籽，每交售50千克奖售食油1.25千克。1974年，又制定了郊县农业人口留油料兑换食油的办法：凡完成油料统购任务后留作口油的油料，由生产队统一向国家兑换食油。
1975年1月，为实现4个郊区从1975年和5个郊县从1976年起农业人口不再供应食油的目标，天津市下达种植油料2万公顷、收购油脂575吨的计划。是年4月，市粮食局规定生产队生产的油料购留标准：集中生产油队每人留口油1.25千克，一般产油队每人留口油1千克，产油平均每人不足1千克的国家不购不销；生产队按标准留下口油和种子后，在一定五年收购基数以内的，国家收购90%，超过收购基数部分，国家收购80%，并给予加价30%奖励。1978年国家提高油料收购价格。天津市明确多产、多交、多吃的原则，凡油料种植集中、贡献大的生产队，除留种子外，国家征购70%，但队留部分人均不得超过3千克；如人均不足1千克的可留足1千克，其余国家全部统购。
1982年，国务院规定，葵花籽在主产区40%按统购价、60%按超购加价；在分散地区实行议购议销。1983年，天津市改按议价收购。1984年4月和10月，天津市的蓖麻籽和桐油先后退出统购统销。实行统购统销的油脂只有花生油、棉籽油、豆油、芝麻油4个品种。
(2)销售。自1954年3月起，天津市实行食油计划供应，根据郊区农民生活情况实行分等供应办法：距市区远的农民每人每月3两(16两折500克，下同)；邻近市区的农民每人每月4两，生活水平低的农民每人每月2两(此属内部掌握，凭购油折买油)。1957年，天津近郊农民食用油提高到每人每月5两，远郊农民每人每月4两。春节、国庆节每人补助供应4两。1959年，天津食油供应紧张，天津市将近郊农民口油定量由5两降为3两，1960年又由3两降为2两。1961年9月又降为1.5两。1962年6月再降至1两。
1964年国民经济好转，油脂油料生产增加，天津近郊农民口油定量提高到每人每月3两(10两折500克，下同)。是年8月，郊区农民口油定量增加到4两。1971年9月，根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精神，天津市对郊区农民的食用油从是年起只购不销。但到1972年3月，郊区农民的食用油又由国家按规定标准供应。1974年，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确定，从翌年1月起，对郊区农业人口不再供应口油、麻酱和花生果。但对粮田队的农业人口按每人每年补助食油5两计算，将指标交给各郊区掌握使用，到1976年不再补助。对近郊菜田基地队的菜农口油，每人每月仍供应2两，1981年改为3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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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统购统销时期(1954—1984年)

天津市从1954年9月15日起，对棉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农民生产的棉花除自留棉以外，全部由国营花纱布公司委托供销社收购；私营商贩一律不得从事收购籽棉、皮棉和籽棉的加工业务。为了保证城市居民对絮棉的需要，从1957年9月21日起，对民用絮棉实行凭票供应，规定非农业人口每年供棉0.35千克。这种计划供应办法，一直延续到1984年底。28年间，供销社供应全市絮棉6.14万吨。此间，棉花购销实行了以下政策：
(1)奖售政策。60年代初期，为鼓励农民发展棉花生产，对收购棉花实行奖售物资的办法，即农民每交售50千克棉花，奖售化肥25千克；1962年以后，提高到35千克；1978年，又提高到40千克。同时，为解决棉农口粮问题，每交售1千克皮棉可折合供应8千克口粮。1980年后，实行“棉粮挂钩”，即以签订的棉花合同为基数，每超交1千克皮棉，奖售2千克粮食。在国家规定的奖励化肥、柴油外，由市再奖售综合价化肥35千克、柴油2.5千克。这些奖售办法，直到1985年以后，才逐步取消。
(2)自留棉政策。依照收购规定标准，允许棉农将少量棉花留作生活之用。1956年前允许棉农自留棉1.5千克；1957年以后，逐步减为1.25千克、0.75千克和0.25千克；1984年以后取消了自留棉政策。在1977和1978两年中，为了多收棉，还采取以布票换自留棉的办法，即以5市尺布票换购0.5千克皮棉，先后以69.3万米和65.3万米布票分别换购皮棉208吨和196吨。此后，即停止换购。
(3)收购加价政策。从1979年，为鼓励农民多种棉，在收购牌价以外，实行超购加价奖励办法。规定以天津市1976—1978年3年平均收购量作为基数，超购部分实行加价30%的奖励，加价款由中央财政负担，由棉花收购单位直接付给交棉单位或棉农。
1984年起，为调动农民种棉积极性，全面推行比例加价法，按“倒二八”加价，即20%按牌价收购，80%按加价30%收购。使每50千克收购价由145.80元，加价到180.79元，从而激发了农民种棉积极性。当年全市棉花播种面积达3.8万公顷，创历史最高水平。棉花收购量也创历史纪录，达到2.85万吨。1985年后，随着棉花产过于需，即逐步取消了加价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