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持阶段到来时国民党的转守为攻方略和积极反共政策

日本在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后，由于占地广阔，战线太长，加上中国军队对其侵略气焰的打击，因此，深感兵力不足，已无力再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大规模进攻了。因此，在12月占领了广州后，开始改变了侵华方针。政治上，对国民党由军事打击为主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并竭力寻找其在中国统治的代理人，实行“以华制华”的方针；军事上，不以国民党军队为敌手，而把军事进攻的重点转移到解放区；经济上，疯狂掠夺沦陷区人民的财富，利用沦陷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撑侵华战争，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下，国民党统治营垒很快发生分化。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亲日派本来对中国的抗战就加以反对，在抗战初，成立了一个“低调俱乐部”，进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活动，进行所谓的“和平”运动，目的在于接受日本的投降条件，充当日本在中国统治的代理人。1938年11月，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方面代表在上海秘密会谈，并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规定“日华缔结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满洲国”“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营业的自由”等等，公开投降了日寇，成为汉奸卖国贼。1940年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幕后操纵下，汪记中央“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汪精卫自任代理主席，后改任主席。南京中央“国民政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傀儡政权，1945年被人民摧毁。
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的进攻面前，虽然没有像汪精卫集团那样公开投降日本，但当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有了迅速的发展时，其阶级利益的局限性，使其产生了恐惧心理，因此，其对内对外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表现在：一方面，对内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强化反共活动和对“国统区”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制造了一系列摩擦事件；另一方面，在对外政策上，尤其是对日本的政治态度方面，希望恢复以前的状态，把东北四省奉送给日本侵略者，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外交上。从总体的态势看，仍继续抗日，并以较认真的态度抗击了日军在正面战场的局部进攻。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决定抗战和反共方针。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秘密报告和“外交方针与国策”的讲演。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并专门设立了机构“防共委员会”，大肆制造反共舆论，强调发展组织，扩展势力。会后，散发了一系列的反共秘密文件，如“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因此，这次全会，标志着国民党自抗战以来在对内政策，尤其是对共产党政策上的重大变化，开始不断地挑起事端，制造摩擦，其中以“皖南事变”震惊中外。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电报，强迫下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同时也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撤到江北。1941年1月4日，皖南的新四军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的率领下开始北移。当部队行至皖南泾县的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官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8万人的袭击，企图围歼新四军。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英勇抗击，鏖战七天七夜，终因寡不敌众，除少数官兵被俘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叶挺军长被捕，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项英、周子昆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并继续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
“皖南事变”的发生，激起了国内人士的愤怒。中国共产党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罪行，并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国民党民主派和进步人士也纷纷谴责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要求停止“剿共”政策，继续联共抗日。海外爱国华侨也纷纷来函“希望祖国加强团结，坚持抗战”。在中外反对势力的压力下，蒋介石国民党对其反共行为有所收敛，使国共的合作抗日才得以继续进行。
日本在对蒋介石政治诱降的同时，对国民党军队也发动了几次大的进攻，希望迫使国民党投降。国民党军队在对内政策有所变化的同时，也对正面战场日军的进攻组织了几次比较成功的战役，从而与日本在正面战场形成相持状态。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根据对此时战争新形势的认识，做出了两期抗战的决策和判断，即武汉失守前为“以空间换时间”的防御时期，武汉失守后为“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国民党统帅部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对相持阶段的抗战做了新的部署。继续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采取转守为攻、牵制和消耗敌人的战略战术。并根据相持阶段敌我双方的态势，对正面战场的军事部署及军队指挥系统进行了调整，重新划分了战区。第一战区辖河南乃至安徽一部，卫立煌任司令长官；第二战区辖山西及陕西一部，司令长官为阎锡山；第三战区辖苏南、皖南及闽浙两省，顾祝同任司令长官；第四战区辖广东、广西，张发奎为司令长官；第五战区辖皖西、鄂北、豫南，李宗仁担任司令长官；第八战区辖甘、宁、青、绥远，朱绍良担任司令长官；第九战区辖江西、鄂南、湖南，陈诚任司令长官；第十战区辖陕西省，司令长官为蒋鼎文；另外，补设苏鲁线战区和冀察战区。
南岳会议后，根据决定，各战区从1939年4月到11月对所辖部队进行了轮训。经过了两期训练，基本完成了战略相持态势的调整。
在进行战略相持阶段调整的同时，国民党军队在1939年一年内在正面战场组织了四次大的会战，即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和桂南会战，并在4、5、9、12月主动对日军发动了四次攻势，说明了国民党仍对外保持着抗日的积极性。
南昌会战从1939年3月下旬开始，日本为了控制长江下游的交通，用两个师团的兵力对南昌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与日军激战一周，被日军突破了修水、赣江防线，于27日占领了南昌。4月下旬，国民党第三、九战区调集部队，在罗卓英、上官云相的指挥之下，向南昌的日本守军发动攻势，由于日本军队顽强抵抗，反攻没有成功。
4月下旬，日军对第五战区发动进攻，目的在于占领随县、枣阳，解除对平汉线的压力，巩固和加强对武汉的占领。第五战区全体官兵在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部署下，决定率郭忏、张自忠、李品仙各部，以大洪山、桐柏山为据点，以纵深阵地持续消耗日军，待日军深入随枣盆地后，包围歼灭。4月底和5月初，日军向随枣等各地发起进攻，中国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终因伤亡惨重，使日军占领了枣阳、湖阳镇、新野、南阳和桐柏等地。12日，日军三面包围枣阳以东中国守军，企图围而歼之。守军被迫北撤。5月中旬，李宗仁调第二集团军向南阳的日军反击，日军伤亡惨重，遂后退。国民党军队乘胜追击，收复了新野、南阳、唐河、枣阳、桐柏、随县等地。随枣战役，第五战区官兵英勇顽强，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终于打死打伤日军1.3万人。
1939年9月中旬，日军在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茨的指挥下，从赣北、鄂南、湘北三面围攻长沙，国民党守军奋起抵抗。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国民党第九战区官兵在陈诚的指挥下，出动30多个师40万兵力，采取逐步抵抗、诱敌深入、保存实力、消耗敌人、利用有利的地形、各个击破敌人的战斗方针，对日军发动的正面进攻，进行了多次反击，使日军死伤3500人，迫使日军于10月7日全部退回岳阳、临湘、通城等原阵地。
1939年底，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各战区对日军发动了“冬季攻势”。各战区在发动的攻势中，都相继夺回了日军占领的城市。与此同时，在桂南，国民党军队又组织了 一次大的会战，其焦点是广西昆仑关争夺战。1939年11月中旬，日军为了切断由越南通往广西的交通补给线，封锁美、英等国给中国援助，遂在钦州湾登陆，并于24日占领，不久，攻陷了战略要地昆仑关，中越公路也为之切断。为夺回昆仑关，“冬季攻势”开始后，国民党在南宁调集15万军队，在杜聿明的指挥下，与昆仑关附近的日军展开激战。双方经过激烈反复的争夺，终于在12日31日由中国守军夺回了昆仑关。昆仑关争夺战的胜利，给了日军以重大打击，毙敌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及以下4000余人，表明了中国军队仍保持着顽强的战斗力。
1941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十分艰苦的一年，在中国战场上，日本也频繁发动进攻，国民党正面战场战事也从未间断，尽管大多都以失败而告结束，但在一定程度上滞迟了日本“南进”的步伐，其中著名的有上高战役和第二次长沙会战。
上高战役发生在1941年的3月。日军为巩固南昌外围，于3月中旬以5万兵力，分别由南昌、安义向上高进犯。第九战区所辖的第十九、三十集团军，采取诱敌深入、消灭日军的战略战术，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毙伤日军1.5万人，挫败了日军扫荡赣江两岸物资的大规模“鄱阳扫荡战”计划。
1941年9月，日军在阿南惟矶的指挥下，以11.5万余人的总兵力，对长沙发动了第二次侵犯，企图消灭长沙地区的中国主力。第九战区在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指挥下，调集近30万人，计划在鄂南、赣北各个击破日军，在汨罗江南岸组织反击。但由于日军改变进攻计划，双方在平江、浏阳一线进行了战斗。10月中旬，双方恢复战前态势，隔新墙河形成对峙局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牵制国民党军队向缅甸与香港进军，日军强渡新墙河南进，第九战区部队逐次进行抵抗，不久后撤。1942年1月1日，日军主力向长沙城内发动了猛烈攻击，长沙守军英勇还击，激战三昼夜。这时，后撤的第九战区部队乘势实施了追击和堵击。经过十多天的战斗，日军伤亡惨重。这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取得了胜利，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国民党蒋介石，一方面在正面战场组织一些战役，一面为了加强统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1939年3月，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下设立了精神总动员会，并公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其中心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同时，蒋介石借口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不断扩张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蒋介石当了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后，可以随时处理党政军的一切事务。为了独揽党、政、军大权，蒋介石的干将多次叫嚣要实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蒋介石继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这样，蒋介石身兼数职：国民党中央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独揽党政军一切大权，实行法西斯的独裁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