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曲折徘徊时期1958—1978年

从1958—1978年的21年中，由于较长时间内受到“左”的干扰，工作失误，贵州农村经济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从1956年6月下旬到年底，贵州先后召开了中共贵州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贵州省委一届二次全委会议（扩大）和贵州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分析研究贵州的实际情况，逐步形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全省经济建设的一些指导思想，明确农业仍然是贵州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和最初的关于贵州省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安排”，对“二五”期间农业的发展提出了基本要求：“必须在使农业合作制完善、巩固的基础上，继续贯彻执行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的方针，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农业的发展。”同时，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贵州省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为全面开展农业生产建设做了准备。但是，1957—1960年，全省大规模地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共产风、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在农村泛滥，致使原定的农业发展的计划与规划得不到贯彻执行，贵州农业生产遭受挫折。
1958年春，为跟上全国“大跃进”的形势，贵州正式提出了“全面大跃进”的口号和“三年改变面貌”的目标。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设想，经过多次加码，指标越定越高。要求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在1957年535.6万吨的基础上，增产300万吨，达到835万吨，1959年又进一步提出全年粮食总产量要达到1 750万吨。这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导致了生产中的浮夸风、瞎指挥和高征购。1959年粮食征购达197万吨，占粮食产量423万吨的46. 6%; 1960年粮食征购160万吨，占粮食产量316万吨的50.6%。两年征购后农业人均粮食分别只有152公斤和111公斤，又不得不大量回销粮食，1960年回销粮食110万吨，占征购数的68.75%。
与此同时，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批判“反冒进”和积极推行“大跃进”的浪潮中急速发展起来，从1958年8月23日全省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成立到9月下旬，仅一个月，全省人民公社发展到2 300多个。到11月下旬，入社农户已占全省总农户的99.7%，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实际工作中，把原来生产经营的重点不同以及经济条件各异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勉强合并，实行统一核算。不少地方在人民公社成立后，将社员的自留地、牲畜家禽、农具，甚至土改时分给社员的房屋，收归公社所有。在生产上，以扩大公共积累为名，无偿调拨生产队的财产，过多组织社员搞义务劳动。在分配上，实行贫富队拉平，搞平均主义。在生活上，将原有的生产组织改为团、营、连、排编制，普遍搞公共食堂，无偿调用社员生活资料，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为了实现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在支援大办工业的同时，除大办粮食外，开展大办水利，大办万头养猪场，大办10万亩林场等。在粮食生产上曾一度把深翻土地和高度密植作为增产的主要措施，实行人海战术，不讲科学，搞瞎指挥。在批判“农业增产有限论”和提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口号的影响下，一些地方开始弄虚作假，刮起了浮夸风。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使贵州农业生产连年下降，主要农产品产量大量减少，农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折。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为524. 9万吨，1959年下降到423. 2万吨，1960年又继续下降为316. 15万吨；农业总产值从1958年的16.15亿元下降到1959年的13.38亿元，继而下降至1960年的11. 4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960年油菜籽产量为6. 71万吨，烤烟产量为1. 7万吨，猪牛羊肉产量2. 42万吨，仅为1957年产量的81. 2%、43.4%和19. 9%。
从1961年起，贵州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作了大量调整工作：
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主要是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把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允许社员种植自留地，发展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保护农民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和小农具、工具等生产资料；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允许农民自产的农副产品进入市场交易等；
❷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主要是进行整风整社，解决“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生活特殊化风、瞎指挥风)问题，对一平二调进行了清算和退赔兑现；重点纠正了“共产风”的错误。
❸减轻农民负担，调减粮食征购任务。粮食征购由1960年的160万吨，调减为1961年的96万吨，调减了40%，征购量占粮食总产量29.4%，比1960年降低了21.2%，扣除返销后的净征购为41万吨，占粮食总产量12.5%，又比1960年减了14万吨，减少25.45%，增加了农村留粮量，恢复了农民的体力，发展了生产。同时，还根据贵州实际，就加强农业生产建设、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改进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办法。
通过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贵州农村经济关系逐步得到调整，农业生产开始恢复生机。1961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324.95万吨，比1960年增长2.8%，改变了两年连续大幅度下降的局面。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0.4元，比1960年增加27.8%。1962年，全省农业生产形势继续好转。粮食、油料、烤烟、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在1961年的基础上连续增长，农业总产值达到10.37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比1961年增长13.6%。
1963—1965年，贵州根据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以农业为基础”、“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和“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要求，继续对农村经济关系进行调整，提出了“在保证粮食稳产高产的同时，特别注意把发展经济作物和林业、牧业放在重要地位，并积极发展集体副业”的农业发展方针。一方面，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农业的投入，1963年全省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达到2 071万元，比1962年的673万元增加2.08倍，1964年又增加到3 193万元，1965年仍投入2 795万元；另一方面，有重点地进行农田水利建设，配套建成了一批灌溉效益比较好的水利工程和水轮泵站，使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提高，1965年全省有效灌溉面积达到41万公顷，占耕地面积19.8%，比1962年提高5.8个百分点。此外，农机、农村小水电站和道路建设等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全省大中型拖拉机增至426台（混合台），手扶拖拉机增至37台，农用载重汽车增至185辆，农村用电增至331万千瓦；化肥施用量达3.7万吨（实物量）。
这一时期，全省农业生产得到了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省农业总产值达到15.09亿元，是1957年15.47亿元的97.5%，比1962年增长45.5%；主要农林牧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粮食总产量489.6万吨，油料产量8.61万吨，烤烟产量4.49万吨，大牲畜年末存栏数341.9万头（匹），生猪年末存栏数617.7万头，分别比1962年增34%、3.25倍、2.45倍、32.5%和1.36倍。
但是，从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把改进农村经营管理的一些作法当成“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批判，影响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使贵州农村经济的发展又受到了挫折。特别是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更使这一时期的贵州农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
1966年，全省的粮食、棉花、油料、苎麻、甘蔗、烤烟、茶叶、水果、生漆、油桐籽、乌桕籽、猪牛羊肉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已开始比1965年减少；1967—1969年的3年中，农村经济出现了全面倒退局面，粮食生产3年之中有两年连续下降，油菜籽、苎麻、烤烟、茶叶、水果产量大幅度减少，农业总产值1967年为14.58亿元，1968年下降为13.76亿元，1969年又下降为13.32亿元。
1970—1971年，全省局势稍趋稳定，农村经济有所回升，农业总产值1970年为14.73亿元，比1969年增长10.59%,1971年又上升为23.86亿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70年增长8.01%。1972年，全省农业生产遭受“倒春寒”、旱灾，以及虫灾、雹灾、涝灾的袭击，受灾农作物面积达到99.45万公顷，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34.5%。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作了许多努力，但由于缺乏很好的组织领导和人、财、物的支援，致使农作物大幅度减产，粮食产量只有428.25万吨，降到了1955年的水平；农业总产值仅19.81亿元，比1971年下降16.97%。
1973年，由于对农村政策和农业的指导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整顿，农村经济形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最好的一年。但是，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的“反右倾复辟”，把这几年采取的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措施污蔑为“黑线回潮”，随后又开展“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农村不停地“反复辟”、“反倒退”，严重影响了贵州农村经济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农村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割“资本主义尾巴”，大搞平均主义和“穷过渡”等等，无一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1976年与1965年比较，1976年全省农业总产值23.5亿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只增长了3.9%，平均每年仅增长0.4%；粮食总产量569.7万吨，只增长16.4%，平均每年仅增长1.4%。许多经济作物和林业、畜业产品产量都有不同程度下降： 油菜籽下降12.2%，苎麻下降46. 9%, 桑蚕茧下降77.4%, 生漆下降16.9%，油桐籽下降38.6%，按全省农业人口平均的生猪存栏数下降20%，大牲畜存栏数下降14.3%。这一期间，虽然由于农村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广大农民艰苦奋斗，开展了大规模的以治土治水为主的农田基本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这个运动中，过多地集中劳力开山造田，毁林毁草开荒，自然资源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态环境恶化。
1977—1978年，贵州的农业生产仍基本处于徘徊状态。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虽然重视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在人、财、物上首先保证农业需要，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1977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666.1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但是，由于仍受“左”的影响，在农业生产上存在急于求成的倾向，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出现了一些新的失误，致使农业生产的被动局面未能真正扭转，1978年粮食总产量又下降到643. 35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