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徘徊阶段(1958—1970年)

由于1958年“大跃进”、“一平二调”、自然灾害和三年经济困难及“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林业生产几次走入低谷。60年代初林业生产受经济困难影响，乱砍滥伐、毁林开荒严重，林地面积大幅度减少。天津市委、市政府根据1961年中共中央《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生产若干规定》，制定补充规定和颁布了 《林木所有制和经营管理试行办法 （草案）》，进行了确权发证工作，贯彻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划定和处理了自留山、自留地里的林木权属，落实了社队集体和社员个人经营林木的收益分配政策，从而稳定和促进了林业生产。1962年底林地面积达14 000公顷。1963—1965年林业生产出现停滞和下滑。到1965年全市林地面积是10 053公顷，比1962年减少了3 947公顷，林木覆盖率是3.2%，果品年平均产量17 860吨。1965—1966年林业生产出现了好的转机，涌现出一批发展林业生产好的典型。1966年8月全市有2/3的大队建立了林业苗圃，有454个大队建立了林业专业队。然而到1966年年末，由于“文化大革命” 的影响，市级林业机构撤销，林业生产一度又处于低潮，荒山造林、平原绿化进展缓慢。到60年代末林业生产又有所好转，1970年底林地面积达到14 360公顷，比1965年增加4 307公顷，“四五”期间果品年均产量达24 510吨，比 “三五”期间年平均产量增加6 65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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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徘徊阶段(1966—1978年)

“文化大革命”中，受“左” 的思潮的影响，天津市水产业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1968年撤销了水产局机构，裁撤了淡水渔业公司和水产科研机构，大批干部下放，水产科技人员改行，兴起渔业散伙之风，全市水产生产量逐年下降。1969年全市水产总产量为28 250吨，比1958年30 114吨减产6.2%，而且经济鱼类所占比重也由1958年占海产品总量的72%，下降到1969年的47%，相反地“两毛一杂” (即： 毛虾、毛蚶、杂鱼)却由1958年占海产品总量的28%，上升到1969年的53%。全市淡水鱼产量到1969年为2 429吨，比1958年下降53%。1956年全市收购河蟹2 662吨，到1969年仅收购19吨。国营淡水养殖产量由1959年的802吨下降到1969年的225吨，减产73%，国营海洋捕捞产量1969年为2 169吨，比1959年4 960吨也下降为56.3%。
1973年，天津市恢复水产局，之后开始组织水产干部和科技人员归队，恢复科研与教育机构，又一次形成了产、供、销、科研、教育和行政部门基本配套的水产体系。水产生产呈上升趋势，全市水产总产量，1975—1977年3年都保持在5万吨，是历史最好水平。但由于过多地发展底拖网作业，海洋渔业资源进一步受到破坏，1979年全市渔业产量为32 718吨，其中： 海洋渔业减产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