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农副土特产品购销体制

50年代初，浙江为了把有关国计民生的农副产品掌握在国家手里，加强对市场的领导，先后采取了以下办法。
1. 预购、代购。1951年9月，省供销合作社，在棉麻区普遍开展信托存实业务，收购实行“钱物两取，保本计息，听涨不听落，零整两便”的原则，至年末，全省结存实物资金126. 75亿元 （旧币）。1952年，省供销社在全省农村开展棉麻赊肥订购和预购工作，对富余农民采用信用预购，对贫困农民和灾民，采取预付一部分定金，以不超过全部预购总值10%为原则。1952年，全省存实资金达660余亿元（旧币），预购化肥211亿元 （旧币）; 共收购皮棉1.45万吨、黄红麻5.79万吨，分别占全省棉麻产量的83%和88%。以后预购范围逐渐扩大到烟叶、柑桔、土纸、蔬菜、土糖、茶叶、蚕茧等，预购定金一般占定购产品总值的15%左右。同时，供销社与国营专业公司订立合同，为其代购主要农副产品。当市价低于牌价，国家无款收购时，供销社用赊购存实办法，以稳定物价，避免私商积压。1952年，全省供销社收购的农副产品总值中，代国家收购的占到70%左右，其中代购棉花占国家收购总额的90%以上。到1955年，供销社代购农副产品总值约占收购总值的60%左右。
2. 推行结合合同。1952年底，新登县松溪供销社（现属富阳市）与浙江省第一个农业社——许桂荣农业生产合作社订立了购销“结合合同”，即供销社供应生产和生活资料，农业社生产的农副产品委托供销社推销，将这种业务关系用“结合合同”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农业社有计划地生产和消费，供销社有计划地经营。省供销社在全省组织推广了这个经验。1955年3月，平湖县新创乡供销合作社也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订立结合合同，这个经验总结，被编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毛泽东在该文的按语中指出：“供销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订立结合合同一事，应当普遍推行”。当时，农副产品购销除签订结合合同外，还采取预售生产资料，并同帮助农业社制定生产规划结合起来；召开小型物资交流会及商品展示会；利用货郎担送货下乡等形式。
3.多渠道自由购销。猪牛羊禽蛋主要实行自由购销政策，允许农民在集市贸易上自由上市，国营商业、供销社和私营商贩，根据各自需要开展收购和经营，价格随行就市。国营食品商业由于刚刚创建，分支机构少，购销量在全社会购销总额中所占比重较小。如1952年，由生产者直接售给消费者的鸡242万只、鸭22万只，通过私营商业应市的鸡55万只、鸭102万只，合作社商业仅供应鸡0.43万只；当年全省鲜蛋社会零售量为13 900吨，其中城乡集贸市场成交量为9 620吨，私商和其他部门销售3 800吨，国营商业零售量仅475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