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用和问题

上海郊区社队通过农业学大寨， 引导干部、社员学习大寨大队爱国家、爱集体、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以及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先进经验， 发扬苦干精神， 重新安排山河。每年冬春， 各社队组织大批劳动力大搞改土治水， 平整土地， 开展农田基本建设， 到1975年， 共改造低洼田4.93万公顷，高亢地1.4万公顷， 盐碱地2.07万公顷， 并在国家扶持下，依靠集体经济力量，开挖、疏浚骨干河道，建成了大片河渠相通、沟系配套、能排能灌的高产田， 对农业高产起到了促进作用。1977年在“普及大寨县”的活动中， 各县、社大搞 “样板田”、“丰产方”， 开展 “吨粮田”建设， 领导精力集中搞好农业，千方百计夺取农业丰收。
上海郊区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问题， 是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极左的做法， 主要表现在：
1.推行 “大寨标兵工分” 制度。1965年春， 上海农村推行大寨 “标兵工分， 自报公议”办法。社员劳动只记出勤天 （时） 数， 每月或数月评议一次工分。先评出 “标兵”工分， 再由社员对照 “标兵” 自报公议。不久， 演变为 “标准工分， 自报公议”， 先评“标准工分”， 再由社员对照， 自报公议。按月或季、年评记一次工分。有些生产队的评工记分是只报不评， 不分轻工重工， 不分农闲农忙， 出勤一天算一工。工分差别很小， 多劳不多得， 少劳不少得。这种“大寨式” 评工记分， 群众称为 “大概式”， 干多干少、干好干差报酬一个样， 严重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
2.改造后进队。上海郊区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 开展了改造后进大队的工作， 由县和公社采取派驻工作组， 领导蹲点， 选派干部等多种方法， 促使所谓后进大队追赶先进。1971年冬全郊区有后进大队479个， 占生产大队总数的17%。经过1年多的时间， 对339个大队的领导班子整顿和充实调整。在这项工作中， 伤害了一些干部。
3.搞“穷过渡”。上海郊区部分社队搞 “过渡”大队， 即由三级所有制向二级所有制 “过渡”， 实行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76年7月 14日， 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农村三级干部会议， 部署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 “过渡” 到大队。共有246个大队实行大队核算， 占郊区大队总数的8.7%。由于过渡大队缺乏经济实力， 耕作规模过大， 劳力过于集中， 管理水平跟不上， 违背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挫伤了社员的集体生产积极性。粉碎 “四人帮” 反革命集团后， 得以纠正， 陆续恢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4.割“资本主义尾巴”。在 “农业学大寨” 运动中， 强调所谓突出政治， 抓阶级斗争， 把社员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和自留地都当作资本主义倾向， 在 “割资本主义尾巴” 的口号下， 再次取消社员自留地， 限制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