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农业的恢复使国家尽快度过了暂时困难，并成功地粉碎了国际反华势力的经济封锁。在这一时期，由于“左”倾错误和自然灾害，农业减产，粮食和农产品的供给全面紧张，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的手段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朋友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建了正在建设的项目，终止了对中国的援助，并催逼还债。在这种国际环境恶劣、国内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宁夏党委和政府遵照中央的指示，制定了一系列调整政策，对农村经济进行调整，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尽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广大农民只分配到基本够吃的粮食，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低价粮食和农副产品，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保证了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资料供应，顺利度过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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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1958年1月，省人委决定，改革商业管理体制，撤销各专业公司，其企业管理工作并入同级商业行政部门，实行“政企合一”。下半年，将供销合作社转为国营，许多合作商店并入国营商业，小商小贩也过渡到国营商业所有。由于农民的自留地被收走，城乡集市贸易也基本停止，集体和个体商业消失，形成了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农产品的局面。在1958年的“大跃进”高潮中，全省商业部门开展“大购大销”活动，提出“有产必收，有卖必购”的口号。对农产品收购，片面追求收购数量，甚至先付款后收货，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损失。1958—1960年，农业生产连续3年减产，加上国、合商业合并，农副产品的实际收购状况不甚理想，农产品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61年，江西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国家制订的有关政策，调整商业管理体制，重新组建业务指挥系统，恢复各级专业公司。1962年8月，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分设，基层供销社恢复了1 247个，国营商业机构恢复为5 419个。国营商业只在农村主要集镇设立批发机构， 兼营一部分零售业务， 其他集镇和农村的批发、零售业务均由供销社经营。全省并入国营商业的小商小贩再度组成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到1965年， 全省在城市恢复合作商店 （小组）3 499户， 小商小贩5 931人。在农村恢复合作商店 （小组）4 296户， 小商小贩2.84万人。同时还恢复1 059个集市， 建立一批贸易货栈，恢复传统的交流会、庙会等流通形式。经过这些调整， 全省又出现了农副产品多渠道流通的格局， 农村商品交换逐步活跃起来， 市场呈现了新的繁荣。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从1961年开始，省人委贯彻中共中央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 强调农村社、队要把副业生产摆在应有的重要位置， 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恢复社员自留地， 鼓励社员从事家庭副业。1962年6月， 针对粮食生产下降和供应紧缺状况， 江西将16亿千克粮食征购任务减少1亿千克。9月， 又根据中央提出的 “少购、少销” 的方针， 将15亿千克的粮食征购任务调减为12.5亿千克。从1961年起， 江西还调整了农副产品购销政策，把农副产品划分为三类： 一类为粮、棉、油， 实行统购统销； 二类为猪、牛、禽、蛋、果、烟、蔗、茶、麻等， 实行合同派购； 三类为自由购销物资。1962年底， 统购的物资由原来的50多种 (细目220种) 减为34种， 生猪实行了比例派购， 大体上按 “派四留六” 的比例确定包干任务。这样就适当减少了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任务， 缩小了派购范围。1961年4月， 全省对收购粮、棉、油、糖等实行了奖售政策，1962年将奖售范围扩大到169种农副产品。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农副产品的生产和交售又恢复到正常发展速度。1962年， 全省供销社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为1.49亿元， 比1957年增长5.67%。1964年后， 全省农副产品的生产、收购等情况好转。1965年， 供销社农副产品收购总额2.48亿元， 比1962年增长66.4% 。其中： 棉花、黄红麻、苎麻、烤烟、茶叶、瓜子、柑橘、莲子、夏布等， 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国营商业部门收购活猪， 由1961年36.78万头上升到1965年的233.23万头， 比1961年增长5.34倍； 鲜蛋收购1965年比1961年增长137.2%, 家禽收购1965年比1961年减少37.5%。
为了稳定市场， 安排好人民生活， 从1961年一季度起， 全省在粮、棉、油、猪肉已经实行定量供应的基础上， 对蛋品、鲜鱼、干咸鱼、豆制品、茶叶、食糖等副食品也实行凭票证限量供应， 并对糖果、糕点、烟酒类商品实行高价供应， 以回笼货币。1964年， 农副产品供应量增加， 价格下降， 市场逐渐趋向缓和， 除粮、油、肉等继续定量供应外， 其他原来凭票凭证供应的农副产品多数敞开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