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社化的后果

人民公社体制以及实行的各项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1. “浮夸风”。人民公社成立前，浮夸风已经存在。1958年7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刘少奇委员长视察寿张县台前农业社的高额丰产田时，该社主任汇报说：“10亩丰产田亩产1.5万公斤”。刘委员长问“有什么措施能打这么多？”社主任答：“地深翻五尺，施底肥6万公斤，追施大粪750公斤、骨粉250公斤、尿素100公斤，……”。当时，类似的浮夸在全省、尤其在鲁西地区已屡见不鲜。1958年8月15日，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卫星”田的验收报产办法》，确定“高产卫星田的标准是： 玉米、谷子、水稻亩产2 500公斤以上，高粱亩产1 500公斤以上，地瓜亩产2. 5万公斤以上，大豆亩产1 000公斤以上，棉花亩产（皮棉）250公斤以上，花生亩产（荚果）1 500公斤以上，烤烟亩产（烟叶）1 500斤以上”。人民公社成立后，各地农业生产的高指标也随之层层加码，浮夸风愈演愈烈。1958年底，中共山东省委在做出1958年粮、棉、油总产都翻了1—2番的过高估计的基础上，制定了1959年粮食总产750亿—1 500亿公斤、棉花总产100万—200万吨、油料总产65亿—100亿公斤的高指标。并提出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5 000万亩基本农田的“一、二、三、四、五”大面积丰产运动(亩产一千斤皮棉、二千斤大豆、三万斤地瓜、四千斤花生、五千斤粮食)。还部署大力开展“十五养”运动，要求1959年达到一人二猪、一羊、一兔、十五只鸡，十人一牛等。当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等主观唯心的口号风靡一时，农业生产竞相放出“高产卫星”，粮食亩产量从千斤、数千斤扶摇直上到万斤、数万斤，甚至十多万斤。高指标、高估产必然带来高征购，1958—1961年，山东各地普遍征了“过头粮”，造成社员口粮严重短缺。
2. “共产风”。人民公社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带来了“一平二调”共产风的盛行。据1959年5月不完全统计，全省在大办钢铁、大兴水利以及建工厂、筑公路、修铁路时，共从公社、生产队调出农业机械(包括拖拉机、锅驼机、排灌机械)13 201台；各种小农具1 617万件；各种车辆(仅青岛、烟台、济南、昌潍四市地的统计)133 798辆，另外还有许多家俱、木材、粮食等。公社无偿地大批调用生产大队的劳力、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收归集体所有。在分配上否定了按劳分配，大搞平均主义，全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穷富拉平。有的地方创造了“共产主义”的八大集中(居住、领导、牲畜、劳力、农具、家禽家畜、粮棉、油料)，以公社为单位将社员按照性别、年龄分别编成营、连、排、班，男女分居，儿童入幼儿园，夫妻只能在星期天团聚。1958年11月发生的滕县界河红旗人民公社强令社员大搬家的事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该社党委限期将全社116个村合并为28个村，强令社员离村搬家，男女老少分居，并抄家翻粮，没收社员的畜禽和生活资料，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县委发现比较及时，作了严肃处理。“共产风”否认差别，搞绝对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上工“大呼隆”，下工“一窝蜂”，出工不出力，大大降低了劳动生产率。
3.“瞎指挥风”、“命令风”和“特殊风”。伴随着“浮夸风”、“共产风”，又刮起了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特殊风。为了实现生产上的高指标和“一大二公”的公社体制，各级干部将合作社时期创造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生产经营管理经验弃之不顾，而代之以行政手段，盲目指挥各项生产与经营活动，用大办水利、大办粮食、大办林业等群众运动和大兵团作战的方式代替科学的管理方法。1958年，人民公社一建立，即在全省进行了晚秋增产、种麦和大炼钢铁的所谓“淮海战役”。瞎指挥风还表现在严重地违背“因地制宜”的原则，强令农民种这不种那，干这不干那；片面地强调深翻1.7米以上，小麦播种量要达到每亩50公斤以上，达不到标准不准种，结果既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又违背生产规律，造成严重损失。1958年秋种时，不少地方小麦播种推广亩播50公斤种的“密植法”，结果出苗后不能通风透光，不得不再行疏苗，即使这样仍然造成严重减产，有的连种子也没收回来。瞎指挥，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反对和抵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贯彻上级的意图和指示，各级不得不施行强大的政治压力，于是强迫命令风便盛行起来，最突出、最典型的是所谓“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在“插红旗、拔白旗”中，一些搞浮夸、讲假话的干部被插上“红旗”，而一批实事求是，讲真话、实话的干部，却被斥之为“观潮派”、“怀疑派”，是“右倾”，不是批斗，就是撤职，被当作“白旗”、“灰旗”拔掉。据济宁地区1959年3月底不完全统计，全区有26 593名干部被拔了“白旗”，严重地伤害了干部。“浮夸风”、“共产风”，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农业严重减产，农村生活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干部嘴馋手长，不能坚持与群众同甘共苦、共度难关，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多吃多占，甚至贪污盗窃，于是干部中的“特殊风”便在农村蔓延开来。
人民公社化带来的“五风”泛滥，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1958年，山东全省风调雨顺，秋收前一片丰收景象，但是由于大批青壮年被调出去大炼钢铁、大修水利等大兵团作战，农村中缺乏搞秋收的劳力，再加上刮“共产风”，实行吃饭不要钱，社员对作物收获漠不关心，粮食丢失严重，有的来不及收获就冻烂在地里，结果造成丰产不丰收。1959—1961年，又遇到严重自然灾害，农业生产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比1958年下降14.4%,1960年又比1959年下降20.9%；粮食单产，1959年比1958年减少7.1%,1960年又比1959年减少24.1%；农业总产值1960年仅为27.15亿元，比1957年下降35%;1960年，全省农民全年人均口粮只有111.5公斤，人均纯收入32.34元，分别比1957年下降30.5%和38.3%，使农民生活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全省水肿病、干瘦病流行，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1960年全省人口死亡率比1957年增加了11.5个千分点，农业人口比1957年减少294.8万人。同时，大牲畜也饿死、病死许多，1960年全省大牲畜存养量比1957年减少143万头，对农业生产力是一个极大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