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收益分配

1963年初，福建农村人民公社再次实行体制下放，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改为生产队， 由生产队组织生产和收益分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整整经历了20年， 期间又可分为三个不同时期：
1.三年经济调整时期的收益分配。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下放到生产队后， 继续实行评工记分， 按劳动工分分配制度。进一步改进劳动定额管理， 大力推行固定地段田间管理到人，收获前评比奖励的生产责任制；有的地方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现金和粮食分配水平也随之提高。
2.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收益分配。“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省全面推行大寨式的“政治评分”、“标兵评分”；部分地方还推行“政治评粮”的方法，把分配推向平均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助长了形式主义、说假话的风气， 导致农村出现出勤不出力的消极怠工现象， 农业生产停滞不前。
3.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收益分配。1978年至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1981年底，生产队仍是农村基本的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但开始把生产任务划分给规模较小(一般3—5户)的生产小组，实行定额包工，联产计酬，超产奖励，由队分配。有的地区和生产队，开始以各种方式把耕地分给农户承包耕作，农产品收获后，农户按规定数量向集体上交承包费，超产归农户所有；生产队按农户上交承包任务的数量计算工分，统一核算分配，并负责完成国家税收（公粮）。
在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期间， 公社和大队可以根据生产需要，调动生产队的劳动力，但要计算劳动报酬；在公社企业劳动的社员，享受企业内分配；在大队企业或专业队劳动的社员，凡是回队参加分配的，大队要与生产队结算， 下拨相应的资金或抵顶生产队应向大队上交的款项。公社和大队的经济，仍属于全社和全大队社员所有； 社办和大队办的企业支持生产队发展生产， 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还下拨一定资金给生产队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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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收益分配

1962年，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收益分配。一直到1982年，都实行生产队统一分配，大体可分为三个时间段。
1.1962—1965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收益分配有4个特点：
❶坚持按照《六十条》的规定精神办事，建立正常的分配秩序，每年夏收进行预分（蔬菜种植区按月预支），年终进行决算分配，生产大队和公社的收益分配都服从生产队的分配日程进行安排。
❷分配政策稳定，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六十条》和市委的补充规定严格执行，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正确处理干部和社员的分配水平，不搞政出多门。
❸坚持民主理财，群众监督，收益分配方案经社员大会讨论通过，报公社审查批审后才能贯彻执行。
❹坚持分配兑现。社员平时现金分配实行预支的方法，生产队编制全年预支计划，按月预支，预支总额不超过上年分配总额的60%，一般粮棉种植地区每人每月预支现金3～5元，蔬菜种植地区每人每月10多元。柴米一般由生产队按人头或户平均分配。生产大队、生产队全部按劳计酬，年终收益分配按现金预支和分配实物折合金额结算。公社企事业单位劳动报酬，由原来的收入交队、回队记工、归户结算分配制，逐步过渡为企事业单位分配制和工资制。
2.1966—1976年。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行之有效的分配政策受到干扰，突出地反映在两个方面：
❶评分记分搞平均主义。1967年起，上海郊区农村全面推行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大寨式”评工记分。将劳力分成三等九级或四等十二级，各等级确定标准工分，一般最高10分，每等相差工分1分，级差在1～3厘之间，学徒工2～5分，按月或季、年以“自报公议”的方式评一次，不分轻工重工，不分农闲农忙， 出勤8小时折算一工。实际评定工分时，大部分地方实行同工同酬，但有的地方同等劳力女低于男1～2级。社员间通过派工出勤适当调节， 使全年工分相对平衡。生产队干部年终对照同等劳力记工评分。托儿所保育员和猪、牛饲养员等常年出勤者记常年工分， 一年一定， 多出勤不补， 直至1976年大多数生产队都实行“大寨式” 评工记分， 拉平分配，社员人均分配水平一直徘徊在125～170元之间，多数年份在140元左右。
❷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关系上，偏重国家和集体积累。首先保证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按期缴农业税和归还到期贷款、预购定金、机耕费、电灌费等款项。同时，为了不断扩大再生产和备战备荒的需要，净收入增加的生产队多提积累，相应地控制社员分配。
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里， 国家税金上升3.08个百分点， 集体积累和利润上升17.17个百分点， 社员实际分配下降20.3个百分点， 人均分配10年只增加6.8%。
3. 1977—1982年。全面推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农村收益分配， 有五个显著特点：
❶农村收益分配工作进行 “拨乱反正”， 肃清 “左” 的影响，停止实行 “大寨式”评工记分办法， 纠正 “大锅饭”、“平均主义” 的倾向。
❷尊重生产队自主权， 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在依法纳税前提下，集体积累和社员分配同步增长，丰收年景多留多分，欠收年景集体少留一点，照顾社员分配。
❸坚持生产决定分配的原则，实行增产增收多分；同时，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鼓励多劳多得。
❹提倡集体共同富裕，树立生产上得快，收益分配高的尖子队，富队社员分配收入不加盖子。
❺坚持务农社员共享工业利润，调节务工与务农之间的收入差距，保护务农社员生产积极性。提取共享工业利润的数额，一般掌握在当年社队工业净利润的10%～ 15%，条件好的社队可多提，最多不超过20%。条件差的也可少提。见表9-1-3。

表9-1-3 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分配(1962—1982年)

单位： 万元 年 份 级 别 总收入 净收入 净收入分配 净收入分配比重 国家税金 集体积累 社员分配 国家税金 集体积累 社员分配 1962 三级合计 生产队 57 805 57 805 37 565 37 565 4 465 4 465 3 763 3 763 29 337 29 337 11.9 11.9 10.0 10.0 78.1 78.1 1963 三级合计 生产队 57 056 57 056 37 083 37 083 4 379 4 379 3 352 3 352 29 352 29 352 11.8 11.8 9.0 9.0 79.2 79.2 1965 三级合计 生产队 82 018 79 102 54 787 53 669 4 368 4 285 8 098 7 851 43 065 42 231 8.0 8.0 14.8 14.6 77.2 78.7 1970 三级合计 生产队 102 288 94 190 63 671 60 716 4 525 4 480 10 077 8 815 50 011 47 798 7.1 7.3 15.8 14.5 77.1 78.7 1975 三级合计 生产队 242 383 112 912 121 381 65 791 13 137 4 485 36 224 8 750 73 124 53 660 10.8 6.8 29.8 13.3 59.3 81.6 1978 三级合计 生产队 338 778 127 772 171 187 80 557 20 267 3 975 51 003 16 064 101 683 62 062 11.8 4.9 29.8 19.9 58.4 77.0 1979 三级合计 生产队 413 505 144 184 200 415 86 508 24 113 4 616 60 675 15 447 120 809 71 121 12.0 5.3 30.3 17.9 57.7 82.2 1980 三级合计 生产队 476 415 126 029 207 265 67 058 30 585 4 550 69 748 8 912 119 348 65 228 14.8 6.8 33.6 13.4 51.6 97.2 1981 三级合计 生产队 541 934 132 256 224 899 69 265 39 068 4 873 75 233 9 332 126 066 63 449 17.5 7.0 33.4 13.4 49.1 56.1 1982 三级合计 生产队 609 309 151 451 256 849 84 658 46 917 5 089 79 370 14 656 150 458 74 981 18.3 6.0 30.9 17.3 50.8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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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收益分配

1962年春，农村人民公社再次实行体制下放，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改为生产队，由生产队组织生产和收益分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整整经历了20年，其间又可分为三个不同时期：
1. 三年经济调整时期的收益分配。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下放到生产队后，继续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动工分分配制度。进一步改进劳动定额管理，大力推行固定地段田间管理到人，收获前评比奖励的生产责任制；有的地方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现金和粮食分配水平也随之提高。1965年，广东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358 338万元，比1962年300 700万元增加58 338万元，用于社员个人分配部分211 439万元，社员人均分配收入63. 67元，人均口粮226. 5公斤，比1962年分别增长20.4%、9.6%和18.9%。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为7.7:9.5:82.8。
2.“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收益分配。“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省全面推行大寨式的“政治评分”、“标兵评分”，部分地方还推行“政治评粮”的方法，把分配推向平均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助长了形式主义、说假话的风气，导致农村出现出勤不出力的消极怠工现象。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全省农民纯收入停留在30—40亿元之间，国家税金2亿元左右，集体提留也只有从2.43亿元提高到4. 68亿元，人年均收入在63. 67元至69. 78元之间徘徊，口粮则由226. 5公斤下降为217公斤。
3.农村改革初期的收益分配。1978年至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1982年，生产队仍是农村基本的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但开始把生产任务划分给规模较小(一般3—5户)的生产小组，实行定额包工，联产计酬，超产奖励，由队分配。有的地区和生产队，开始以各种方式把耕地分给农户承包耕作，农产品收获后，农户按规定数量上交集体，超产归农户所有；生产队按农户上交承包任务的数量计算工分，统一核算分配，并负责完成国家税收（公粮）。这个时期收益分配水平有较大提高，由1978年人年均77. 41元，口粮230. 5公斤提高到1982年的297. 50元和294公斤。
在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期间，公社和大队可以根据生产需要，调动生产队的劳动力，但要计算劳动报酬；在公社企业劳动的社员，享受企业内分配；在大队企业或专业队劳动的社员，凡是回队参加分配的，大队要给生产队结算，下拨相应的资金或抵顶生产队向大队上交款项。公社和大队的经济，仍属于全社和全大队社员所有；社办和大队办的企业支持生产队发展生产，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还下拨一定资金给生产队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