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

1966年不少农村“四清”未及结束，基层党组织就被冲瘫痪了。直到1970年，全省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10年动乱期间，在组织发展上贯彻“五十字”建党方针和“吐故纳新”指示，一面“清理阶级队伍”，一面大搞突击纳新，使基层党组织处于很不正常的状态。回顾当时甘肃的情况，许多农村党支部和党员努力捍卫党组织的纯洁性，坚持党的传统做法，吸收的绝大多数党员在本质上看是好的。但也有另立标准，突击入党，甚至先进党内后办手续等违背党章的做法。如1976年有个县发展党员1 231名，占原有党员总数的12.6%，其中2/3是集中在6—10月突击发展的，因而给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造成了不良后果。截止1976年底统计年报汇总，全省农村党支部14 711个，农村党员总数382 49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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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化大革命开始，农村基层党组织陷入全面瘫痪。1969年1月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下发《关于当前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几点意见》，要求在清理阶级队伍基本结束以后，把重点转到整党工作，让党员在大批判和群众斗争中接受考验。同时组织了52万多人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派驻各地农村帮助开展整党工作。这次整党自1968年10月开始，到1971年底基本结束。在整党的“吐故纳新”中，全省 “吐故”党员5 816名，占参加整党党员总数的0.9%；发展新党员3.8万多名。到1971年年底，全省重建公社党委2 823个，占公社总数的95.5%; 重建生产大队党支部38 113个，占生产大队总数的91.3%。重建后的2万多名公社党委成员中，“新干部”占30.5%，“党内群众代表”占30.3%。这次整党对恢复党组织的活动，重新确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维护农村工作的正常秩序，有一定的作用。但在“左”倾错误指导下开展整党，给党的思想建设造成严重混乱。一批优秀党员干部被当作“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而清除出党，一大批“造反有功”的人进入党内，造成党内特别是领导班子严重不纯。
1974年初，浙江省刮起了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风。在短时间内，这股“双突”风也波及到农村。这1年，全省共发展党员38 005名（农村党员占将近一半），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党员最多的1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经审查，有32 594人属于“双突”党员，其中有43%作除名和清除处理。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浙江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困难的环境中继续得到发展。到1976年底，全省共有农村党员63.31万名，比1965年底增加63.1%；其中社队企业中的党员3. 73万名，比1965年增加了3倍；生产大队建立党组织的比例，也从84.9%提高到9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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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5月—1976年10月，江苏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各项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江苏各地迅速掀起“红卫兵”运动，造反组织纷纷成立，由起始阶段主要批评文教领域的所谓“封、资、修”和“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继而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批判；发展到“打倒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矛头直指省委和各级党组织，疯狂冲击各级党政组织，迫害广大党员、干部。在农村，党组织成为造反派攻击的主要目标，致使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处于停滞甚至瘫痪状态，社会秩序混乱。“造反组织”乘机夺权，并分裂为两大派，相互攻击，制造武斗，破坏生产和人民生活，全省城乡陷入无政府状态。1967年3月，军队奉命介入，由部队“支左”人员控制局面。1968年3月开始，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实行一元化领导，扭转了全省的无政府局面。但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除“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等政治运动，造成大量冤假错案。1970年后，全省各级党组织逐步恢复，并大力整顿“软、懒、散”领导班子，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开展“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些帮派分子乘机再次捣乱破坏。
这一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虽然受到严重影响，但也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广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团结群众，坚守工作岗位，自觉抓生产，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经济秩序，减少了损失，先后经历了三次变化：
❶“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7年“军事管制”期间，农村广大基层党组织受到严重冲击，被迫停止活动；
❷革命委员会期间，主要整顿、恢复和建设党的组织；
❸1971年后，在全省农村广泛开展了学习毛泽东“五十字”建党纲领活动，并进行“开门整党”和“吐故纳新”。但有些地方借机搞“突击发展”，使一些帮派骨干分子和派性严重的人混入党内，出现了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1976年底，江苏省委下辖7个地委，7个省辖市委，64个县（市）委，共有基层党委2 971个，党总支1 945个，党支部80 782个，党员177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