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收购形式

1.鲜茧收购。1949年，杭州市军管会委托蚕丝界人士，组成浙江省春茧服务社，利用原有茧行设备收烘蚕茧，春期设站93个，收购鲜茧3 750吨，约占产量的50%。1952年由浙江省供销合作总社全面承担全省蚕茧代收包烘业务，通过大量培训蚕茧收烘业务骨干，整修、改造旧茧站，新建一批茧站，增添收烘设备，组织计划售茧，增强了收烘能力。1953年全省开设茧站288个，收鲜茧1.65万吨，占当年产量的70.55%。1956年，随着新蚕区扩大，产量增加，又继续新、扩、改建了一批茧站，开站数达343个，当年收茧量2.25万吨，占产量的83.93%。60年代以后，蚕茧产量直线上升，为适应蚕茧生产发展形势，继续投资建设茧站。到1977年全省收茧站已达560个，当年收购蚕茧超过5万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蚕茧产量逐年提高；同时，蚕农售茧由原来以生产队为单位改为以组、以户交售，投售单位骤增，收购压力加大。各地及时增站、增秤、增人，提高收购能力，加强收烘业务人员培训，简化检验评级手续，改进收茧方法，因地制宜地实行“三定”或“四定”(定队、定时、定量、定笔)，划片分队，隔日轮售，排队发号，凭证售茧，便利蚕农投售。1985年，全省设茧站718个，全年收茧7.65万吨。以后随着新蚕区的发展，茧站又逐年增加。到1991年，全省共设有茧站743个，设临时收购点210个。
2. 干茧收购。1956年，吴兴、海宁、海盐三县的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试办自烘站，将自产的蚕茧烘成干茧卖给国家。1958年自烘干茧试点扩大到11个县（市），自烘站增加到68个。以后由于核算单位内部评级记分困难，干鲜茧价格倒挂以及结算时间过长等问题无法解决，自烘站相继停办。到1978年，全省只剩下海宁、荆山等5个自烘站。1979年，浙江省供销社等部门根据省革命委员会的有关通知精神，继续推行社队烘茧试点，供销社帮助自烘站培训收烘人员，进行技术辅导，并在收烘期间把茧站借给社队使用。1980年，有13个县实行社队自烘试点； 自烘站春期为127个，秋期增加到143个，自烘茧量占总收购量的45%左右。由于种种原因，相当一部分自烘站发生亏损；一些茧站擅自将干茧直接供应给当地乡镇丝厂，不服从省计划调拨。对此，省革命委员会和有关部门研究决定，除原5个自烘站继续试点外，一律实行鲜茧结价。1984年，又有2个试点自烘站自行停办。随着茧丝在国际市场走俏，丝厂对原料需求增大，地区之间争购蚕茧的矛盾渐突出。1987年，一些主产区的部分茧农开始自行用土灶或简易器具烘茧。鉴于自烘茧茧质差，不易管理，流失较多，并易引发蚕茧收购“大战”，为此，1988年省政府和省有关部门明令禁止农民自行烘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