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中国国民党的初期抗战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中共中央迅速决定由周恩来率代表团于7月8日赴庐山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发出通电指出：“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挑衅，国民党南京政府也迅速做出反应，在军事上做了紧急部署。密令第二十九路军孙连仲部两师，由平汉路北上石家庄、保定集中；并令宋哲元亲往保定迅速构筑国防工事，并决定设立石家庄行营。
国共两党在庐山进行了谈判。7月15日，中共代表团在庐山向国民党递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建议以宣言为基础举行国共谈判。《宣言》指出；(1)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2) 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3) 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4) 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我国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抵抗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立，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表明了国民党坚决抗战的决心。随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在庐山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继续谈判。蒋介石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但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问题，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就在国共两党谈判期间，日本兵分三路大举进攻华北。7月26日，攻占平、津的要地廊坊，并于29日、30日，占领了平、津。日本在华北大举用兵的同时，又从海上对宁、沪一带发动进攻。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争爆发。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抗日的态度开始转向积极。8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自卫抗战声明书》，宣称：“中国今日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破坏无余，此等条约其最大目的，在维护正义和平。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付之。”因此，蒋介石在一方面组织进行淞沪抗战的同时，另一方面，在同共产党进行的谈判问题上做了让步。8月19日，蒋介石表示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担任正副总指挥。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这项命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又发表了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及合作抗日的主张，承认了各抗日根据地的合法地位。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1938年3月，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同时又制定和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抗战建国纲领”包括了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各方面，表明了国民党坚决抗战的决心，同时也显示出国民党的抗战不敢依靠人民群众的一方面。
1938年4月，国民党根据“抗战建国纲领”，公布了“国民参政会”条件，并于1938年7月在武汉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参政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1937年8月，决议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国防最高会议对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蒋介石担任国防最高会议主席。8月8日，中国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成立。在12日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上决定：国民党对日作战，在战略上采取持久战，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渐消耗日军，变劣势为优势，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这次会议，推举蒋介石为海陆空军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华北五省划分为第一、第二、第五三个战区。第一战区以津浦、平汉两铁路北段为作战区域，战区司令长官开始由蒋介石兼任，9月下旬保定失陷后司令长官由程潜继任。此战区主要防守津浦、平汉两路正面，阻止日军南犯，同时在日军沿平绥线西犯时，可以用一部分兵力向日军之右翼进攻，以便策应第二战区的作战。第二战区以山西、绥远、察哈尔三省为作战区域，战区司令长官由阎锡山担任。此战区实施“固守”政策，重点防守南口到张家口一线，控制平汉线，重点防守南口至张家口一线，控制平汉线，牵制日军，阻止日军沿平汉、津浦线南犯。第五战区负责津浦路南段苏鲁方面的作战，战区司令长官开始由蒋介石兼任，10月以后任命李宗仁担任。此战区重点防守山东沿海 一线，防止日本从海上进攻，并以部分兵力北上德州、沧县一带，策应津浦路北段的防御战斗。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将江苏、浙江及上海市划为第三战区，由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后来，又将福建、广东两省划为第四战区，由何应钦任战区司令长官；冀察境内的津浦线一段为第六战区，战区司令长官由冯玉祥担任。
国民党在进行了战力部署和战区划分之后，从而形成了正面战场的防御体系。在华北、华东、华中等战场抗击着将近三分之二的侵华日军，并先后组织了四次著名的会战，即忻口、淞沪、徐州、武汉等会战，还进行了十几次较大的战役。这些会战和战役，尽管大都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国民党军队大都积极作战，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战果。
淞沪会战是华东战场一次著名的会战。1937年8月13日，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向中国驻军发动攻击，从而爆发了淞沪战役。蒋介石调动了绝大部分嫡系部队共40余万人，加上川、粤、桂、湘的援军30余万，共70万军队，几乎达到了蒋介石能指挥军队的二分之一。这次会战历时三个月，中日双方都投入了许多军队，战斗异常激烈，并形成对峙局面。在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支援下，国民党军队重创日军。但由于日本的飞机控制了上海的上空，再加上日军从中国军队侧后威胁到中国军队的安全，使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损失惨重，最后不得不结束了这场战争。
在华北战场，国民党军队组织了著名的忻口会战。日军占领平、津后，集中20万兵力，在香月清司的率领下，沿平绥、平汉、津浦线向华北各地发动进攻。1937年8月，日军攻占了平绥线的南口，并迅速侵入察南、晋北等地。第二战区沿内长城一线部署防线。9月，日军从茹越口突破内长城防线，准备南下夺取太原。为保卫太原，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和第二战区正、副司令长官阎锡山、卫立煌调集10个师的兵力，在忻口地区组织防御，形成忻口会战。中国守军顽强战斗，先后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与日军对峙20余天。国民党第九军军长郝梦麟、第一五四师师长刘家祺为国捐躯。10月下旬，一部分日军从娘子关突破防线，并很快沿正太路西进。中国守军无法抵抗日军的进攻，遂向同蒲路南段撤退。11月8日，太原失守，忻口会战结束。
继忻口会战之后，国民党又在徐州组织了徐州会战，并取得了台儿庄大捷。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在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后，即开始北上，以便打通津浦路沟通南北战场，把侵略的矛头直接对准徐州。徐州是华东沟通南北的重地，国民党决定在此组织会战，进行反击。1938年3月，日军由津浦路北段和胶济路南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亲自到徐州督战。各部队分别在滕县、临沂阻击日军后，即集中优势兵力，在徐州东北的台儿庄，一举歼灭日军精锐部队1.1万余人，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日军惊慌失措，遂纠集其在华北及华中的兵力于5月初发起徐州战役，妄想围歼第五战区的主力。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打退了一部分日军，但形势紧迫，不利于长期硬拼，遂决定将主力部队向西转移，分别开往豫东、皖北。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时仅仅是一座空城，这是国民党战争史上一次非常成功的转移。为阻止日军西进，国民党政府于6月9日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尽管阻止了日军西犯，使日军的大批辎重武器无法推进，但造成很大的损失，豫皖苏60多个县被淹。
徐州会战刚一结束，国民党又组织了保卫大武汉的战役。日军在1937年底占领南京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即迁往武汉，组织指挥抗日战争。从1938年5月，到1938年10月，历时五个月，战斗十分激烈。国民党军队先后投入了100多万军队，在皖北、赣北和鄂东组织了多次反击，并沿长江两岸修筑了防线，但终于抵抗不住日军的进攻，10月25日武汉失陷，国民政府被迫迁往重庆。武汉会战尽管没有完全阻击日军的大举进攻，但为沿海工业向内地迁移争取了时间。在武汉战役后期，日军为切断我国南方的海上交通线，于10月12日在广东大亚湾登陆，21日，广州失陷。
国民党的初期抗战，其对日作战是比较积极努力的，它组织的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据统计，从卢沟桥抗战到武汉失守这一年多中，日寇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共伤亡44万人。这些战绩对中国的抗战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它粉碎了日军企图迅速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从客观上掩护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展开和敌后战场的开辟；鼓舞了全国人民，促进了民族的团结和进步；掩护了一部分沿海工业向内地转移，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影响，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由于国民党军队大量消耗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对于促进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国民党在这个时期丢失了大片的国土。使沿海、华北、华南和华中的大部分国土陷于敌手，340座城市失守。分析其原因，从客观上来讲，是由于敌强我弱。日本有雄厚的军事工业，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中国经济势力弱，军事装备较差，致使中国军队在强敌面前，实行战略退却和战略防御作战，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丢失这样大片的国土，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不敢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抗战，仅仅依靠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妄想抵抗住强敌进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后，仍寄希望于英美和英美控制下的“国联”，希望他们出面制止日本的侵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先后接见了英、美、德、法、意等国的驻华使节，要求各国“主持公道”。1937年9月12日，国民政府派代表顾维钧在日内瓦正式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要求“国联”制止日本的对华侵略。但是，英、美和英美控制下的国际联盟在中国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一直采取纵容、姑息的政策。当时英美在欧洲已经与德国的关系相当紧张，因此，他们希望在远东通过牺牲中国，换取与日本关系的改善，不致于损害他们在远东的利益，以便腾出精力全力对付德意。从1938年底开始，英美等多次策划召开太平洋国家会议，目的是制造“远东慕尼黑”，牺牲中国，使日本将进攻的矛头转向苏联。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的这种阴谋才宣告破产。但作为抗战主力部队的国民党，却把制止日本侵华战争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的身上，而没有用全部精力去投入战斗，无疑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