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种生产责任制竞相发展，大包干责任制萌芽阶段1978年12月—1981年7月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 （联产到组责任制），为农民思想解放提供了政策依据。河北农业生产责任制最初是从简便易行的生产队内部小段包工责任制起步。据1978年底、1981年5月全省统计，分别有20.9%、28%的生产队实行小段包工责任制。
河北的联产到组、到劳责任制在1978年起源于沧州、衡水地区。这种责任制形式把个人劳动报酬同生产最终成果联系起来，促进社员关心农活质量，克服只求劳动数量、忽视劳动质量的弊端，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发展。1979年3月底，全省有10万个生产队实行联产到组、到劳责任制，占生产队总数的40%。实行联产到组的生产队普遍出现了 “三高” (出勤率高，一般比过去高20%以上；劳动效率高，一般比过去提高50%以上； 农活质量高)、一降（成本下降）、两增加 (产量增加，收入增加)的可喜局面。但由于“左” 的思想影响，不少人怕搞联产到组会划小核算单位，动摇“生产队基础”不敢推广。加上联产到组、到劳因产量难以核实，同时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生产瞎指挥、分配平均主义”等弊端，被群众说成是 “出工一窝蜂变成两窝蜂，大锅饭变成了小锅饭。” 特别是1979年3月 15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浩的群众来信后，有的地方说，划分作业组是“修正主义”，全省实行联产到组的生产队当年4月份就锐减到8.35万个，5月底又减少到5.91万个，7月再次减到3.51万个，仅占生产队总数的14%，比3月底减少65%。尽管如此，已经初步尝到改革甜头的河北农民，随着中央农村政策的逐步放开，改革的胆子越来越大、热情越来越高。
在全省联产到组、到劳责任制大幅度减少的同时，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却应运而生。1979年，不少地方对管理技术要求高的棉花、便于个人收获过秤的玉米、集体收获丢失过多的花生、甘薯等几种作物实行了生产队统一投资、统一种植计划、统一耕种、统一除虫、统一分配和田间管理责任制到劳等“五统一分”联产计酬责任制。虽然当时公开说是联产到劳，实际是联产到户。从当时的实践看，联产到户责任制把社员个人劳动同最终成果比较紧密地结合起来，有利于发挥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和家庭所有成员的积极性。因此，这种责任制很受欢迎，发展很快，不仅玉米、棉花、甘薯，后来小麦等作物也开始实行联产到劳责任制。1980年7月中旬统计，全省94.5%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制，实行联产责任制的占52.5%，其中联产到劳的占到34.6%，联产到组的占17.9%，还有1977个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1980年河北遭受前所未有的干旱，由于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秋粮仍比风调雨顺的1979年增产2400万千克，棉花增产100.7%，油料增产40%。
联产到劳责任制也存在产量难以计算，而且最终还要归大堆统一分配，同农户利益联系还不够紧密，仍不能摆脱平均主义和各种不合理负担，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社员的积极性等缺点。因此，有的地方联产到劳责任制没实行多久，就很快发展到了利益更直接、方法更简便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责任制。
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名县万北一队早在1977年秋天就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即大包干），短短两年就由特困队变成了高产富裕队。但由于当时 “左” 的思想束缚还比较严重，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看法不一致，有的认为这是搞分田单干。因此，河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缓慢。1980年9月实行 “双包到户” 的队仅有1.2%;1981年5月也只有7.4%。尽管如此，河北各地都出现了诸如大名县万北一队、新城县猪官营大队、广宗县南张葛大队以及吴桥县许多生产队实行了集体几统一下的大包干的典型。他们 “一包就增产、农民就致富” 的经验，对全省各地产生了极大影响。1981年5月4日，省政府发出 《关于坚持常年抓农业生产责任制完善工作的意见》，指出： 实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是贫困落后地区解决温饱问题，逐步走向富裕的一种受群众欢迎的责任制形式，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目前还没有公开的，要鲜明承认，要求搞的要支持。因此，不仅落后地区的 “三靠队” (即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广泛实行，中间队也迅速推广，而且一批好队也加入其列。到1981年7月上旬，全省实行集体几统一下 “双包到户” 的队就猛增到了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