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生产关系和管理体制上搞

“穷过渡”
“文化大革命”期间， 黑龙江省农村不少社队在 “左”的错误影响下， 把在60年代初期对公社规模的调整、基本核算单位的下放作为右倾的表现加以批判， 不顾生产力水平的实际， 片面追求 “一大二公”， 搞“穷过渡”， 把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为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全省1963年经过调整后， 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大队只有40个， 仅占全省农村大队总数的0.37%; 至1971年发展到994个， 占大队总数的8.7%; 1976年发展到1 664个， 占大队总数的12.7%。其中70%以上的大队根本不具备 “过渡” 的条件， 致使社员生产积极性低落。
“文化大革命”期间， 黑龙江省还普遍推行了大寨大队的“一心为公劳动， 自报公议工分” 的办法，用 “左” 的标准评定社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表现， 以此作为评定报酬的主要依据， 否定必须依据社员为集体提供的劳动量进行分配的原则， 把评工记分的劳动定额管理作为工分挂帅批判， 致使生产劳动 “大呼隆” 和分配“大锅饭” 的平均主义日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