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民党面临的内外危机

1. 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与美台“断交”
到了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格局也出现了新的演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称霸全球的局面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挑战：苏联军事力量迅速强大，与美国争夺世界霸主地位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且到了60年代，其称霸声势一度超过了美国；西欧国家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并组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在经济上实现了一体化，形成了与美国的经济竞争，且欧洲国家在国际政治上与美国不尽一致；日本的经济实力也迅速增长，形成世界新的经济大国；新生的中国，由于其大国的身份，加上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力量迅速发展壮大，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美国由于战线拉得过长，由于长期陷于越南战争不能自拔，加上经济危机的发生，美国人民反战情绪高涨；以苏联为“大家长”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松动，特别是中苏关系自60年代开始恶化，甚至发生边界军事冲突。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需要一支力量来制衡苏联的霸权扩张。中国的崛起以及中苏的矛盾，美国欲加以利用。到了70年代，美国调整了其国际战略和对华政策，即以华制苏、以台制华。
早在50年代，美国即开始了与中国的接触。60年代，两国的接触、谈判不断升级。美国国内要求打开与中国关系大门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在1969年以前，中美关系没有实质性的进展。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重大变化。1969年9月，尼克松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表示，美国愿与中共领袖谈判。后来，美国部分解除了对中国的经济、贸易、旅行的限制。1970年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投票通过删除原提供台湾购买飞机用的5450万美元经费，不久美国第七舰队停止巡逻台湾海峡。1971年7月，尼克松发表演讲，承认中国与美国、西欧、苏联、日本为世界的“五大力量中心”。1971年7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受尼克松总统之命秘密访问中国，为中美领导人会谈做准备。16日，中美两国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于1972年5月以前访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领导人经过会谈，于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其主要内容为：“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即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系。考虑到这一前提，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1973年2月22日，中美双方发表公报，重申了上海《联合公报》的原则和双方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5月，中美两国互在对方首都正式设立“联络处”。1974年8月，尽管尼克松下台，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新上台的美国总统福特表示将信守《上海公报》的原则。10月28日，福特总统签署已经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关于《终止总统使用美军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权力》的法案，废除了美国国会1955年1月通过的“台湾决议案”。1976年5月，美国决定撤回其派驻金门、马祖的军事顾问。1978年7月，中美就双方关系正常化进行会谈。12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1月1日起，两国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1日，美国与国民党当局的《共同防御条约》终止。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美国驻台“大使馆”和台湾驻美国“大使馆”同时关闭。4月26日，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和最后一批军事人员全部撤离台湾。美国是国民党当局在国际上作为一个“国家”赖以存在的支柱，正是由于有美国的支持，国民党当局才得以偏安台湾，与大陆负隅顽抗。美台“断交”，表明国民党当局的中国“合法政府”身份的开始丧失，为联合国驱逐蒋介石国民党集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应有地位亮起了绿灯。
2. 联大“驱蒋”与“断交”风潮
由于世界战略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美国需要中国来制衡苏联的霸权扩张，中国也需要国际力量来减轻其来自苏联在中苏边境造成的巨大军事压力。同时，在60年代，国际社会中掀起了第二次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亚非等地区一大批殖民地纷纷脱离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统治，成为民族独立的国家。这些独立的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国家行列，它们以主权国家形式加入联合国。这样使联合国内第三世界国家的数量激增，联合国的成员国由原来的50多个迅速增加到100多个。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曾受到了西方殖民者的掠夺和蹂躏，它们与新生的中国有同质性，因而许多国家都站在中国一边，支持中国的正义斗争。1964年1月，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美国也试图推行“双重代表权”的“两个中国”政策，但遭到了中国的反对。1970年，联合国大会讨论中国席位问题时，虽然仍通过了“关于重要问题的决议案”，但是有51票赞成接纳中国的提案，反对的只有49票，赞成的票数首次超过了半数。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大会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了美国和日本提出的所谓“重要问题”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附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中的席位，并成为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安理会常务理事国。
自被赶出联合国后，国民党的“外交”形势急转直下。在一年之内，相继有23个国家与台湾“断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惟一合法政府”。国民党原参加的13个联合国机构，也只剩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银行公司4个。到1973年2月，仅有39个国家与台湾有“外交关系”。中美建交后，与国民党当局维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22个，其中多数是小国家。国民党当局在外交上遭受了重大挫折，在国际上日益孤立。这也因此给台湾社会和民众造成了重大影响，物价波动，资金外流，对外贸易下降，房地产下跌，移民潮出现等。
面对“外交”形势逆转，国民党当局采取了一些对策。如尽力维持与“友邦国家”的双边关系；运用各种力量“向多方面发展”，建立“实质性”关系；始终“不和任何共产党国家做任何接触”；提供技术合作和参与国际文化体育交流，争取“建立国际友谊”；鼓动民间社团和个人从事“国民外交”等。尽管国民党如此尽力，但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亦难以挽回。
3.“保钓运动”与国民党内的改革呼声
1970年8月起，美国私下和日本做交易，把属于中日两国有争议的钓鱼岛作为其托管的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归还日本，日本则拟在该岛勘采石油。消息传开后，在岛内外引起了极大震撼。1971年1月，美国各地华人成立了“保钓委员会”，在50多个城市举行“保卫钓鱼岛”游行示威。4月，台湾各大学学生连续在台北举行了“保钓集会和游行”，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维护钓鱼岛的领土主权，并对国民党当局为确保在联合国的席位和与美日勾结开发海域的立场表示强烈不满。因“保钓运动”的兴起，岛内爱国学生及广大群众打破了对政治冷漠的态度，开始关心国家大事，议论时政，发表各种国是主张，并向政治禁区发起冲击，爆发出了“革除弊政”的呼声。
随着“保钓运动”的发展，国民党内出现了一支以沈君山为首的“革新保台派”，他们主张支持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大陆和台湾维持现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竞赛。一些“革新保台派”成员被蒋经国纳入统治集团后，国民党内又逐渐形成了相对保守势力的“开明派”。其主要政治观点是崇拜西方民主制度，反对共产主义，相信国民党政权会走向“民主化”，主张实行“民主改革”，反对国共和谈，主张大陆和台湾维持现状，统一问题留待将来解决。
4. 石油危机与经济衰退
台湾经济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调整和改革，的确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民众生活水准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台湾地方狭小，对外资金、技术原料、设备、市场严重依赖，台湾经济具有很大的弱点。特别是重要能源石油，台湾几乎全部依赖海外。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随之爆发石油危机，石油价格猛涨四倍。石油危机的爆发，给台湾经济造成巨大冲击：随着国际油价上涨，台湾工业产品生产成本提高，迫使产品提高价格；进口物资价格上张，增加了台湾外汇支出，又刺激了台湾自产品的物价上涨，危及消费者利益，1974年，台湾批发价上涨40.58%，消费者物价上涨47.47%；台湾经济的增长率受到极大影响，1973年增长率为32.82%,1974年则降为1.12%；外贸情况恶化，1973年台湾出口与进口总值分别为45亿美元和38亿美元，顺差在7亿美元，比上年各增加50%,1975年出口增长率为一5.86%，进口增长率为一14.56%，逆差6000多万美元；工业生产指数严重下跌，1973年工业生产指数增长为16.17%,1974年则跌为一4.51%；失业率增加，1973年为1.26%,1975年则升为2.41%。
5. 党外势力的崛起
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台湾的私人资本迅速膨胀，大量中小企业涌起，台湾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中产阶级逐渐壮大起来。这支新兴的社会阶层，以知识分子、中小企业家为主体。他们拥有社会财富，但不满官僚资本和私人垄断财团对经济的控制，不满国民党当局实行专制统治，垄断政治。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要求获得政治上的权利与地位。为此，他们强烈要求参与政治，并逐渐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他们与部分台湾地方势力结合，成为与国民党统治集团相抗衡的“党外”势力。台湾当局在“外交”上遭受挫败、“保钓运动”兴起，使这支新生力量找到了批评时政、宣传政治主张的机会。为了绕过国民党当局压制、镇压民主运动的障碍，他们以创办刊物和参加选举的“合法”方式来参与政治运动。70年代初期较为活跃的“党外”势力刊物主要有《大学》杂志、《台湾政论》。这两个刊物围绕台湾的社会改革和建立民主政治等问题发表议论，讨论包括国民党权力结构的调整，政治的革新，“民意”机构的改选，民主政治的发展等敏感性问题。与“党外”杂志的舆论相呼应，台湾大学校园的政治活动也冲破国民党的禁区，蓬勃展开。他们讨论的问题触及台湾社会、政治体制等问题，提出“政治革新”意见。大学校园的政治活动扩大了“党外”势力的社会基础。但是他们的活动触及了台湾社会现实问题的症结即国民党的“法统”统治，此为国民党当局绝对不容。国民党对此采取镇压政策，先后查禁取缔了“党外”势力的杂志，并迫害、逮捕、监禁其代表人物。“党外”势力再次受挫。
在论政阵地被国民党当局禁锢之后，“党外”势力又将政治斗争重点转到地方选举上。他们力图通过选举，扩大党外影响，增强“党外”势力，并逐步“蚕食”国民党政权。1975年12月，在“增额立委”选举中，党外人士黄顺兴、康宁祥、许世贤当选。1977年11月，台湾举行“五项公职人员选举”。结果党外人士获得突破性进展，无党籍候选人获得30%以上的选票，在77个省议员席位中获21席，在20个县市长席位中获桃园、台中、台南、高雄4席。在“党外”势力的参与和支持下，在桃园还爆发了群众反对国民党选举舞弊的“中坜事件”。
在1977年选举获胜的鼓舞下，“党外”势力迅速发展，其政治活动也进一步发展。在1978年的“增额国代”“增额立委”与“增额监委”选举中，党外人士首次组成全岛性的“党外助选团”，并提出“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市长直接民选”“开放报纸杂志”“参政自由化、开放党禁”“解除戒严令”“反对省籍和语言歧视”等“十二大政见”，作为“党外”候选人的共同政见。余登发、黄顺兴、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许信良、苏免凡（苏庆黎） 及王拓等60多位“党外”人士还发表“国是声明”，提出政治、经济和关于“台湾前途”的一系列主张，并决定在台北召开“党外人士国是会议”。同时，他们还重新创办杂志。1979年7月，苏庆黎主编的《夏潮》杂志问世。1979年6月，康宁祥等人创办了《八十年代》杂志。8月，黄信介等人创办了《美丽岛》杂志。另外还有《这一代》《春风》《鼓声》等。特别是《美丽岛》杂志创刊后，在该刊旗帜下，聚集了一批有影响的“党外”人士。他们通过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政治体制，提出“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等一系列政治要求，在各地设立了分社或服务处，举办群众性集会、演讲、游行活动，形成了“美丽岛政团”，具有政党雏形。至此，“党外”势力发展到了新的高潮。
“党外”势力日渐壮大，直接威胁到了国民党的统治，引起了国民党当权者的恐慌，国民党当局决定以武力来镇压“党外”势力的民主运动。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社在高雄发动2万多人，组织纪念世界人权日群众集会，并在晚上举行游行，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国民党当局则出动大批警察进行镇压，并与游行民众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酿成震惊海内外的“高雄事件”，又称“美丽岛事件”。之后，国民党当局以“涉嫌叛乱”罪逮捕了黄信介、张俊宏、林义雄、施明德、姚嘉文、王拓、陈菊、苏秋镇、吕秀莲、陈忠信、杨青矗、魏廷朝、张富忠等152名“党外”人士，查封《美丽岛》杂志及其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台军事法庭以“为中共统战”和从事“台独叛乱”“颠覆政府”的罪名，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黄信介有期徒刑14年，姚嘉文、林义雄等12年徒刑。这是继“中坜事件”之后，一次规模最大的“党外”势力反对国民党统治事件。“高雄事件”发生后，“党外”势力的活动再次由高潮转入暂时的低潮。但它的兴起，使国民党当局的统治权威受到了严重挑战，并为后来“党外”势力的再起和反对党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总之，到了70年代，随着岛内外形势的发展，国民党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在时局面前，国民党必须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