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相互独立发展的货币范畴与信用范畴

货币的产生是与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的，并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扩展其流通的范围。最初的货币具有实物形态。在中国主要是贝壳。随后出现金属铸币。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是铜铸币，如：布币、刀币、圜钱，而后是流行了两千多年的圆廓方孔的铜钱。从先秦到汉代，黄金曾经作过货币的材料，东汉以后至唐代则是铜钱与布帛并行。白银作为称量货币始于宋。十七八世纪，外国银元大量流入，到晚清，中国也开始自行铸造，银元逐渐成为流通的主币。无论贝壳、金、银、铜，还是布帛，都不是信用的创造。作为主要流通手段的铜铸币以及后来的银铸币，其形制、成色和重量都是由当政者直接规定的；铸币材料的开采、冶炼、调运，大部分年代也是由朝廷集中组织管理。至于铸造钱币的权力则由国家垄断，大多是在京城和指定的地方设官府机构铸造。有时，一些皇室和宠幸享有采矿权和铸造权，这是出于帝王的个别赏赐。也曾执行过“放铸”，即允许私人铸造的政策，但均极为短暂。无论如何，铸币之进入流通，均与信用组织无关。
信用的产生是与财富非所有权转移的调剂需要相联系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一直是实物借贷和货币借贷两种形式并存。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作为财富凝结的货币在借贷中日益占重要地位。早在先秦时期已有大量货币借贷现象，如孟尝君“出息钱于薛”，汉初则有放债牟利的子钱家。至唐代，随着商业的兴盛，以动产为抵押的“质库”，以不动产为抵押的“贴库”、“典质”，官府放债的“公廨本钱”，保管钱财的“柜房”等多种形式的信用经营活动颇有发展。它们都以货币为营运和借贷对象。但在货币借贷迅速发展的同时，实物形态的借贷仍然大量存在。在中国广大农村，春借一斗秋还三斗的借贷形式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始终存在。信用的发展，对于货币的流通确实起到过强大的作用。如货币借贷，使不流动的储藏货币变成流动的，加快了货币流通的速度；唐代的“飞钱”、“便换”是基于信用关系的汇兑业务，便利了货币在更广大地区的流动。北宋出现的“交子”是信用凭证，发挥了代替笨重的铸币流通和补充铸币不足的作用，等等。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货币制度在其基本方面相对于信用的独立性。在西欧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同信用的关系同样是联系不断增多却仍然保持着相互独立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