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1949—1965年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广东农业科研事业在总体上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向前发展的。其间虽然在1957—1958年的“整风反右”和“大跃进”时期，曾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但经过1960年前后三年的调整，科研事业又较快得到恢复，并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至“文革”开始前，全省已初步建成农、林、牧、渔、热带作物和水利水电科研体系。
新中国成立前，广东没有 一所独立的农业科研机构，农业科研事业基本是一片空白。解放前后，广东省人民政府在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即着手建立农业科研机构。1950年成立了省农林厅家畜保育所；1950年1月，成立了省农林厅石牌试验场。1951年3月，省农林厅公布《广东省失业或转业农林水利技术人员登记办法简则》，广泛招聘人才。《简则》中规定：“凡农科毕业，肄业或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并从事农林工作4年以上的人员均可登记”，当年就招聘了550人。1952年5月，广东省农业试验场正式成立。由中山大学著名教授蒲蛰龙兼任场长。1953年，省水产厅成立了广东省水产实验所；1954年成立了华南亚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华南热作研究院的前身）; 1956年4月1 日，在省农业试验场和华南农学院稻作试验场合并的基础上，成立了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成立当日，广东省省长陶铸出席了成立仪式，并发表了长篇讲话。同时代表中央农业部宣布任命丁颖为所长（兼），李沛文为第 一副所长（兼）。1953—1956年，随着国民经济由恢复时期转向实施第 一个五年计划，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大好形势推动下，农业科研事业得到蓬勃发展。为了加强华南所的技术力量，陶铸同志亲自批准从省内各地调来几十名有经验的技术骨干。同时依靠和发挥华南农学院的雄厚技术力量，以丁颖院长、李沛文副院长为首，由华南农学院的 一批老教授，兼任华南农科所一些系的负责人，与该所科研人员一起，开展合作研究。在这批老专家、老教授的带动下，华南农科所逐步建立起一套较规范的科研工作秩序，培养起一批中青年技术骨干，树立起“三严”学风，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
在这 一时期，农业科研工作根据中央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科学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广泛开展了主要农作物和畜、蚕地方品种资源的调查、征集、评选、鉴定、引种和选育种工作，总结推广了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鉴江平原及粤北山区的水稻、甘蔗群众丰产经验。其中，水稻经评选鉴定提出推广的169个地方良种，系统选育的木泉种、溪南矮、澄秋5号和广场13；引进鉴定的甘蔗品种台糖134、选育的粤糖54/143、华南56-12、华南56-21；花生评选出澄海狮头企、电白遁地雷等36个良种，均对促进农业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50年代前期“一边倒”的推行米丘林遗传学理论，全盘否定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派学说的做法，曾对广东细胞遗传育种研究的开展造成很大阻力，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广东农业科研事业的发展。
1958年“大跃进”时期，广东建立了一大批农业科研机构。相继成立了轻工部甘蔗糖业研究所、7个专区农科所，27个县农科所和185个公社农科站。1959年，华南农科所下放广东省领导，改名广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同年，成立了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所。1960年5月，成立了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从50年代中后期至“文化大革命”前，广东农业科研单位实行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广泛开展以执行“农业八字宪法”为中心的科学实验活动，取得了一大批农业科研成果。1957年，潮阳县农民洪春利、洪群英培育出中国第 一个用系统选育法育成的早籼矮秆水稻良种矮脚南特；1959年，广东省农科所黄耀祥、黄继芳等人培育出中国第一个人工杂交矮秆高产水稻新品种广场矮； 60年代初又相继育成珍珠矮、广解9、广陆矮4号等矮秆水稻新品种；1958年，广东省水产实验所钟麟等研究成功“池养鲢、鳙鱼全人工繁殖技术”，为世界首创。不仅解决了世界各国都未曾解决的鲢、鳙鱼的全人工繁殖问题，而且，也为其他淡水鱼的全人工繁殖开辟了道路，揭开了淡水养鱼的新篇章。
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曾使广东相当 一部分知识分子受到冲击，严重挫伤了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1958年“大跃进”中，“左”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农村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口号。在农业科学实验上错误地推行了稻田深翻一尺、“蚂蚁出洞”式的高度密植、大放高产“卫星”、大搞北粳南移、远缘杂交、“千粒穗、万粒斤”等违反科学的措施。而且在“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指导下，大量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加上自然灾害严重的影响，以致造成全省粮食连续三年减产，出现粮食供应十分紧张。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广东农业科研机构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进行了调整。逐步扭转了一些“左”的做法。1961年9月开始，认真贯彻了中央批转国家科委党组《关于自然科学机构的十四条工作意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科研秩序较快得到恢复，并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1963—1965年，全省农业科研体系进一步得到加强和健全。省委把18个重点县农科所划归省农科院领导，拨给干部编制370名加以充实。每年由省、院召开会议统一协调科研计划，组织良种区域试验和项目协作，使专业机构和群众相结合的农科实验站活动开展得既热烈又扎实。全省在不同类型地区建立了一大批科技示范样板田，推广农业科技成果，主要农作物基本实现了良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