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四大”的召开与国民党及国民党政权的台湾化

1992年12月，第二届“立法委员”选出。此标志着国民党的“宪政改革”基本完成。新的“立法院”会议于次年2月开始。按台湾当局的“宪法”有关规定，“行政院”院长由“总统”提名，“立法院”投票过半数通过，由“行政院”院长“组阁”。因此缘由，1993年年初，台湾发生了“内阁”是否“总辞”的争议。当时的“行政院”长为国民党“主流派”的核心人物之一郝柏村。郝柏村坚持自己的任期应与“总统”一致，反对“内阁总辞”。而反对党、“台独”势力则坚决反对郝柏村“行政院”长留任，强烈要求“郝内阁总辞”，并发动群众性“倒阁运动”、反军人干政运动。而国民党内以李登辉为首的当权力量“主流派”，在“宪政改革”基本完成，其主控国民党中央、控制台湾社会的目标基本达到，也欲将郝柏村从“行政院”长位子上拉下来，进一步安排自己的人马，全面掌控政权。于是，国民党“非主流派”与反对党民进党、“台独”势力联手发动“反郝运动”。在各界的巨大压力下，“郝柏村内阁”被迫于1993年2月总辞。李登辉任命郝柏村为“总统资政”，并通过国民党中常会，提名由时任台湾省主席的连战“组阁”。由于获得了反对党的支持，连战“组阁”的提案在第二届“立法院”中获得半数以上票数的通过。2月23日连战组成“内阁”其在台湾省主席任职时的大班人马随迁“行政院”，成为“阁僚”。郝柏村“内阁”下台，连战出任“行政院”长，标志着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台湾化。
李登辉在收编行政系统后，着手大规模调整国民党的中央权力机构。在李登辉的授意下，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召开第十四次党员代表大会。为了主控这次中央权力机构的调整，除了沿用过去的做法，按台湾行政区域及职业团体选出党员代表之外，李登辉及党内当权的“主流派”还通过中常会的决议确定将“中央民意机构”党籍代表、各县市党部主任委员及各县市党籍县市长、正副议长等列为当然党代表，使党员代表比原来增加了一倍多。而这些党代表，绝大多数是台湾本省籍人。他们参加党代表大会，对标榜代表台湾人民利益的国民党“非主流派”及“台湾人的党主席”极为有利。在完成各种部署之后，在国民党中央当权派的主导下，国民党第十四次党员代表大会于1993年8月在台北市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2100名。李登辉致题为“一切努力以促进国家统一为最终目标”的开幕词，声称“不同省籍已凝聚生命共同体”。大会听取了连战作的“政务报告”、许水德的“党务报告”、黄昆辉的“两岸关系报告”、钱复的“国际情势报告”。大会审查通过了“党章修订草案”，讨论通过了党务、政务、两岸关系、国际形势四大报告及“中国国民党政纲”“国民党十四大宣言”“现阶段政治任务之提示”“现阶段党务发展纲领”“厚植国力积极推动国家建设案”等重要文件。大会围绕增设党的副主席问题曾发生了激烈争论。“非主流派”提案设置副主席，以牵制主席，继续影响党内的权力运作；而“主流派”则坚决反对增设副主席，并提出“不增设副主席”议案。经过投票，双方都未过半数票，两案均未获通过。于是，两派发生了激烈争吵，国民党面临着严重的再次分裂危机。为了维系党内的团结，为了保住国民党，为了保住自己在台湾的统治地位，李登辉最后被迫出面“调解”，“说服”反对增设副主席的党代表，并以鼓掌形式通过“增设副主席”的提案。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李登辉为党主席；并选举由李登辉提名的李元簇、郝柏村、林洋港、连战为副主席；以二分之一限制连记法，选举出210名中央委员。大会最后由李登辉致闭幕词，并通过了“宣言”。
国民党“宪政改革”的完成、连战“组阁”以及“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已由代表“全中国”的政党演变成只能代表台湾地区的“台湾国民党”。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党员代表性发生了变化。国民党现有党员约270万，其中约85%台籍人，其他也大多数是在台湾出生的外省人。国民党全体党员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尽管还列有“大陆代表”，但数目已很少(50人左右) ，根本不能起到主导或影响党内权力运作和决策的作用，而且所有的代表都是从台湾选出、产生，不能代表全中国；同样，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乃至副主席、主席，其代表性均只能表现在台湾及其统辖的澎湖、金门、马祖等地区。更何况，党的主席和秘书长均由台籍李登辉、许水德担任；4名副主席中，台籍人有2名，分别是连战、林洋港；31名中常委中，台籍有19人，占近70%，外省籍只剩12人；在210名中央委员中，台籍人约80%；台湾省、台北市、高雄市党部主任委员清一色由台籍人士担任；21个县、市党部主任委员绝大多数由台湾人担任；县、市以下党部基层负责人则几乎完全是台籍人士的天下。
2. 所代表的统治阶级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在大陆时期是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势力的代言人。败退台湾后，一方面把大陆资本带到台湾，一方面通过“土地改革”，把台湾的地主资本转为工商资本，逐渐形成台湾地方资本。国民党与大陆财团、台湾地方资本之间政商合作，互为依托。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地方资本急剧膨胀，先后形成一批大大小小的集团企业，地方资本在台湾经济中开始占有重要地位。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强烈要求扩大政治参与，进行权力再分配。80年代中期以后，蒋氏强权势力消退，大陆财团势力日渐衰落，台湾地方财团势力成为国民党的主要阶级基础。到1994年底止，对国民党决策有不同程度影响的台湾前101家企业集团，就其核心人物而言，台籍85人，占84.04%，其代表人物，如辜振甫、高清愿等均为国民党中常委。就其资产总值而言，台湾人经营的85家企业集团资产总值占全体企业集团总值的80%左右。
3. 所执掌的政权发生了变化。蒋氏父子时期，国民党权力机构主要由大陆籍人士控制。李登辉上台后，加速推动“本土化”的进程。自1993年2月起，国民党当局的权力结构省籍对比已发生了不可逆转性的巨大变化，一大批台湾省人掌握了要害部门，大陆籍人基本上被排挤出高层权力决策核心。首先，由国民党主导的“国民大会”“立法院”两个“国会”机构，由于其代表全部从地区选举或按台湾地区政党得票率的比例分配产生，从法理上而言不再具有代表全中国的“法统”地位。就是在403名第二届“国大代表”中，台籍324人，占总数的80.4%，外省籍人79人，仅占19.6%；第二届“立法委员”中，台籍136人，占总数的84.4%，外省籍25人，仅占总数的15.6%。总计在新一届“国会”564名代表中，台籍人士占总数的81.2%。而在大陆时期成立的另一“国会”机构，在“宪政改革”之后成为“准司法”机构，尽管其院长为大陆人士陈履安担任，但他由“总统”提名，经过在台湾地区产生的“国民大会”通过，不再具有在大陆的代表性，而且“监察委员”绝大多数已由台湾本省人士担任。其次，在行政机构中，“总统”“行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司法院”院长、“考试院”院长等，全由台籍人士出任。在“内阁”“行政院”中，以往的“大陆籍人士为主轴，台湾人士为辅”的权力结构，已演变成今天的“台籍人士为主轴，大陆籍人士为辅”的新的权力结构模式。除了“外交部”“国防部”等几个少数部门仍由外省人担任主要职务外，其他部、会的主要负责人大多数已由台湾省人出任。“行政院”所属各机关学校公教人员及12职等以上公务员，绝大多数为台籍。台湾省长、台北市长与高雄市长已于1994年12月由“行政院”任命改为全体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更只具有地方代表性，何况台北市长、高雄市长已由台湾人出任；台湾省、台北市与高雄市议会正副议长全由台湾人充任，外省人无力分羹。21县市长及各县市议会正副议长均为台籍人士，外省人无法染指。特别是1994年7月29日，台第二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临时会议通过了下任（第九任） “总统”“副总统”将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全体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案，使未来的“总统”从“法统上”讲不再代表“全中国”，而只是台湾地区人民“授权”的“总统”，也就是所谓“台湾总统”。第三，在国民党控制的军队中，90%以上的官兵为台籍，军中台籍军官几占半数。台籍将领占高级将领的比例，1965年为1.3%,1979年为7.4%,1999年则上升至20%。在台“守势防御”战略中居重要地位的空军系统的高层决策岗位，如空军“副总令”“作战司令”“空军军官学校校长”“三军大学空军学院”院长等都是台湾省籍人。台湾省籍人出任军事要职“参谋总长”的时间将不会很长。
4. 政治理念与性质发生了变化。以蒋氏父子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为了维护本身的“法统”地位，打着“三民主义”招牌，并将其灌输到政治、文化、军事、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强调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和“中华文化”“固有伦理道德”。而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国民党台籍政治势力上台后，为摆脱中国国民党这样一个所谓“外来政权”的包袱，在加速国民党台湾化的同时，不但逐渐淡化对“三民主义”的宣传，国民党“十四大”后，其性质、任务及奋斗目标均发生了变化。党的性质由原来的“革命民主政党”改变为“具有革命精神的民主政党”，“反共复国”“光复大陆”的宗旨变为“两岸分裂分治”“立足台湾本土”“台湾利益优先”，并强调加强台湾语言、历史、文化的所谓本土教育，培养“台湾民族意识”，宣布取消其坚持50余年的“全国性”公务人员及专技人员高普考试、大学联考中的“国父遗教”“三民主义”两项传统科目。
中国国民党演变成台湾国民党的同时，其决策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蒋氏父子时期，国民党的政策形成，基本上由党魁一人决定，其最高权力中心中常会组成也由党主席说了算。李登辉上台后，虽然也想效法蒋氏父子，维持既有的决策形式与支配地位，试图加强人个独裁，但随着岛内民主化的发展及台湾地方实力派、工商代表、“民意代表”大量进入国民党核心决策层，国民党无法维持以往的一元化决策模式，不但中常会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而且“国会”党团也常常在一些重大议案表决上，出现与反对党合作，推翻党中央决策的情形。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不顾党中央的整体安排，或自行参选公职，或违纪参选，有的甚至加入他党与国民党进行对抗、竞争。国民党权力中枢的组成、决策的形成，现在已不得不注意吸纳党内基层意见，重大法案的出台，也不得不考虑“国会”党团的呼声。国民党的决策模式已趋向“民主化”“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