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四经

 思想著作。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的古佚书，经近人唐兰先生考证为《黄帝四经》。全书由四篇组成，共一万一千余字。作者不详。近人龙晦先生从《黄帝四经》(以下简称《四经》)中所引用的楚言、楚谚，与《管子》、《国语·越语》和《淮南子》的关系以及它与《淮南子》的押韵情况，详尽地对《四经》进行了考证，认为作者是西楚淮南人。《四经》出土后，唐兰先生与龙晦先生都曾作过详细的考证，认为《四经》为战国中期作品，即成书于前四世纪末或前三世纪初。
 古佚书《四经》,全部用韵文写成，全书由《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组成，其重点是讲治国安民之术，突出的是政治理论。
 《经法》是四篇佚书的第一篇，作为全书的总纲。全篇共分九小段，主要讲的是治国必须依靠法治。第一小段《道法》则又是《经法》篇的总论和概括。主要讲述“道生法”和以法制国的理论。“道”为黄老哲学上的专有名词，指宇宙构成与发展变化的实体与动力。“法”是指法律制度。“道生法”即法令制度由这个最高的存在——“道”产生的，使法令制度具有无上的神圣性。即所谓“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口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这便是“刑名立，则黑白之分已”的理论依据。以后的各段都是围绕这一中心来论述的。
 第二段《国次》:主要讲施政、治国必须态度严谨，国家才能稳固和兴旺，不固执己见，遵循事物变化发展的自然的“度”来办事，便能获得“天功”,坚持反对“过极失当”的极端政策。
 第三段《君正》:主要讲执政必须“从其俗”、“用其德”,方能“知民则”、“民则力”、“民有得”。但对于破坏制度的，在法律面前，“罪杀不赦”。要举生伐死，文武并行，天下才能宾服。
 第四段《六分》:主要讲君臣之道。观国观主，观家观父。君主必须懂得南面之术，不沉湎于田猎酒色，能驾御群臣，臣子必须忠诚老实，一心服侍臣主，“不敢蔽其君”。只有“主执度，臣循理者，其国霸昌。”
 第五段《四度》:主要论述施政度量分界的四个原则。“四度”是指君臣不得易位；贤与不贤不能并位；动静有时；生杀有度。这是四条施政原则。违背“四度”,就会“失本”、“失职”、“失天”、“失人”。这就是叛逆、动乱、背时、暴乱产生的原因。所以说，“审知四度，可以定天下，可安一国”。
 第六段《论》:讲君主应该根据自然规律以法天则地，循名责实。顺四时之度，应动静之变来制定自己的统治策略。掌握“六枋”,“六枋备则王矣”;审察“三名”,“三名察则事有应矣。”以此来治国，就会“有国将昌，当罪先亡。”
 第七段《亡论》:阐述国危、君灭的道理。
 第八段《论约》:讲述人事“顺则生，理则成，逆则死”,要符合天地四时之自然法则。即“参之于天地之恒道，乃定祸福死生存亡兴坏之所在。”这样便“万举不失理，论天下而无遗策。”
 第九段《名理》:这是全篇的总结。主要论述“道”的本质和功能。“道者，神明之原也。”其特征是“有物始口，建于地而溢于天，莫见其形，大盈终天地之间而莫知其名。”“重柔者吉，重刚则灭。”
 《十六经》是古佚书的第二篇。主要论述政治、军事方略。共分十五小段。这篇是以黄帝君臣对话的形式来叙述其主要思想的。
 《立口》:主要论述黄帝必体天地之德，心虚静自守，才能成名于人。黄帝之所以能统治天下是“受命于天”、“定位于地”的缘故。
 《观》:讲黄帝命令大臣吸取四方的经验，按照事物“盛而衰，极而反”的规律，上察天道，下视民情，而后“布制建极”,制定好完整的治国策略。
 《五正》:以黄帝和大臣阉冉对话的形式来讨论布施五政，如何止始的问题。指出“始在于身，中有正度，后有外人，外内交接，乃正于事之所成”的道理。其中还提出“作争者凶，不争亦无成功”的观点。
 《果童》以大臣果童名作为本篇的题名。用黄帝与果童对话的形式，提出人不分高低贵贱的思想。
 《正乱》是黄帝的大臣力黑、高阳，与太山之稽的对话。通过对黄帝与蚩尤六十次战争的分析，总结出必须做好充分的战前准备，利用敌人的弱点方能克敌制胜。
 《姓争》:叙述黄帝之臣高阳与力黑的对话。主要谈到“静”与“争”、“刑”与“德”的关系。主张发挥各自的功效，采用静动相辅，刑隐德显相互配合的办法治理国家。
 《雌雄节》:雌雄节，这是古代关于治道的两种基本态度。主张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柔弱以静，以柔克刚的为人处事哲学。
 《兵客》:主要讲述用兵作战必须因天时，因地利，因人力，才能作出正确决断。“三遂务从，兵有成功。”“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因此用兵作战必须符合天道。
 《成法》:是黄帝与大臣力黑的对话。提出要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思想。
 《三禁》:主要阐述行事要遵守一定的规范。指出“行非恒者，天禁之。爽事，地禁之。失令者，君禁之。”的三禁原则。这是国家兴盛的保障。反之要受到上仓的惩罚。
 《本伐》:指出挑起战争的三个原因：“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各种战争其结果各有不同，只有义战，方能取胜。
 《前道》:指出治国必须以道作为前导、唯道是行的思想。只有“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方能国富民强。
 《行守》:讲为人处世应该遵守的法则：不搞阴谋，不持雄节，心表如一，戒骄戒躁。同时指出“言之壹，行之壹，得而勿失。言之采，行之配，得而勿以。”的用人方针。
 《顺道》:讲战争中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用“单视不敢，明势不能，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穹而因之”的方法，麻痹敌人，以智取胜。
 最后一段无题名，主要讲道家清静无为的本质。提出“刑恒自定，是我俞静。事恒自㐌,是我无为”的观点。
 第三篇《称》,此篇不分小段，主要讲统治策略的“度”和“极”的。指出行事要有准则，治国要有仪表法制，这就是“度”。君主的行为要合于天时地利，顺乎民心，“毋失天极，廏数而止”。这就是“极”。主张施政、行法必须权衡度量，不走极端，物极必反的作法。
 第四篇《道原》:主要讲的是宇宙观。此篇不分小段。集中论述了“道”的本质、性质和功能。指出道是无名无形，无为而无不为的。其中有一主要思想即强调统一，提出只有黄帝这样伟大的人物才能完成统一中国的宏大事业。
 “道”是《四经》的理论基础。全书自始至终都贯穿和渗透着“道”的思想，体现“道”的功能和作用。全书层次清楚，主旨明确，对我们重新认识“黄老”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据。
 西汉前期实行的方针政策，多是在《四经》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这些政策为其社会稳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对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它否定了自殷周以来以“天命”、“鬼神”主宰一切的宗教观念，代之以“道”为人类、宇宙的最高本质，应该认为这是人类认识上的深化和进步。
 《四经》是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古佚书，一九七四年九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释文》(线装书),一九七五年，唐兰先生在《考古学报》第一期对上述释文进行了修订。一九七六年，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题为《经法》的注释文本。一九八九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余明光著《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一书，也对《四经》作了释文。

黄帝四经

秦汉道家著作。《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黄帝四经》四篇。《隋书·经籍志》“道经部”称：“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其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隋时已佚。今有人考证即马王堆出土的四篇古佚书：《经法》、《十六经》（原曾误称为十大经）、《称》、《道原》(见唐兰《黄帝四经初探》)。作者的真实姓名已无法考定。有的认为是齐国黄老学者所作，有的认为是“郑之隐士”所作，有的认为是战国末年楚国黄老学派的作品。全书结构比较松散，看来不是一时之作，也非出于一人之手。其理论体系，是以道家思想为主体，揉合了战国诸子学派的思想主张。
关于“道”。认为“道”是存在于“虚无”世界的“无形”、“无名”的观念性的本体，又是产生世界万物的“神明之原”。《经法·道法》说：“虚无形，其寂冥冥，万物之所以生……故同出冥冥，或以死，或以生，或以败，或以成。祸福同道，莫知其所从生。”《经法·名理》说：“道者，神明之原也。”又认为“道”无时不在，无处不有，高不可察，深不可测。《十六经·行守》说：“无形无名，先天地生，至今未成。”《道原》说：“盈四海之内，又包其外，在阴不腐，在阳不焦……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形……是故上道高而不可察也，深而不可测也。”道充满于四海之内，又包裹于四海之外，在水里不会腐烂，在火里不会焦枯。人人都感觉依傍着它，却不知其名称；人人都利用着它，却看不到它的形状。因此，道是高远而不能细察，深奥而不可测知的。还认为“道”具有某种必然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只能服从它、顺应它，而不能违背它，否则会遭到惩罚。《经法·约论》说：“三时成功，一时刑杀，天地之道也”。这是人的意志不可违逆的，“人事之理”必须顺应“天地之道”，否则就会“乱生国亡”。
关于“刑名之学”。在此书里，“刑名”即“形名”，是讨论各种事物的名实关系的理论，其内容很广泛，不仅是法术，大凡天道、人事、政治、道德、制度等各种问题都是讨论对象，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经法·道法》说：“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刑名声号矣。刑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凡事无大小，物自为舍；逆顺死生，物自为名；名刑已定，物自为正。”所谓“形”（刑）、“声”，是指事物的具体形象和内容；所谓“名”、“号”是指事物的抽象名称、概念。天下一切事物，无不具有形名、声号，都是名与实的统一，二者相互依存。任何事物不论大小，都自然地占据一定空间(“物自为舍”)，同时有它本身的名号(“物自为名”)，人们认识了事物的内容和名称，事物就得到“正名”了。认为“道”与“形名”的关系是：有道而后有万物，有万物而后有形名，有形名而后知万物的性质和特点。认为认识过程是从“审其刑名”(《经法·论约》)、“循名究理”(《经法·名理》)到“名实相应”(《经法·论》)的过程。强调“名实相应则定，名实不相应则争”（同上）。名实相符了国家就能安定，否则将生争夺，因而要求统治者做到“名实相应”。
其政治学说，表现了道家与法家、儒家相糅合的倾向。主张以武力兼并天下，实现全国统一。树立了以武力实现统一的理想帝王——黄帝的形象，赞扬黄帝取得了“唯余一人，兼有天下”(《十六经·果童》)的胜利。但其战略策略思想仍立足于“知雄守雌”、“柔弱胜刚强”的道家立场。《十六经·雌雄节》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主张以老子“无为”理论为基础，吸取儒、法、阴阳家的思想，实行道治与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统治政策。《经法·道法》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法由道所生，法是衡量得失、曲直的标准，统治者应当建立和维持法制。但立法和执法，又都必须遵循“道”的“清静无为”的原则。单靠法治还不行，还应当像父母教子那样对人民施以“德教”，兼用文武之道，即“阴阳刑德”。认为就像天道的阴主杀、阳主生一样，人道的刑主死、德主生，因而“先德后刑顺于天”(《十六经·观》)。主张实行“赋敛有度”、“节民力以使”、“毋夺民时”、“废禁，弛关节之征”(《经法·君正》)等经济政策。
一般认为，《黄帝四经》表现了黄老之学是道家与法家、儒家等诸子合流的特点。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四种古佚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整理出版，合称《经法》。

黄帝四经

道家著作。《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黄帝四经》4篇。《隋书·经籍志》道经部称： “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隋时已佚。今人唐兰在《马王堆出土 〈老子〉 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 中考证，1973年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的《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即古佚书《黄帝四经》 (见《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关于这些佚书形成年代，学术界有战国中期前 (前401)说和战国末年秦汉之际说两种。这四种书与《老子》合抄在一起，用实物证明了汉初统治者崇尚黄老思想这一历史事实。同时说明，即使在长沙国这样比较偏远之地，又是异性王吴芮之后裔所治理的范围内，上层贵族亦尊奉黄老思想。收入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 《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和1976年版《经法》。

黄帝四经

学术著作。《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著录有“《黄帝四经》四篇”，隋代已佚亡。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四篇古佚书： 《经法》、《十六经》、《称》、《道原》。有学者考证，此四篇古佚书即《黄帝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