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有五道人具行，道逢雨雪，过一神寺中宿。舍中有鬼神形像，国人吏民所奉事者。四人言： “今夕大寒，可取是木人烧之用炊。”一人言：“此是人所事，不可败！”便置不破。此室中鬼常啖人，自相与语，言：“正当啖彼一人。是一人畏我；余四人恶，不可犯。”其呵止不敢破像者，夜闻鬼语，起呼伴： “何不取破此像用炊乎？”便取烧之。啖人鬼便奔走。
 
 此篇选自三国吴·康僧会译的 《旧杂譬喻经》。
 康僧会，祖籍康居 (在今苏联吉尔吉斯地区),世居天竺(印度),因其父亲经商，移居交趾(越南)。十多岁时，因双亲亡故，便出家为僧。他博览三藏、六经、天文、图纬之学。吴赤乌十年(247)来到建康(今江苏南京),孙权为他建寺，号 “建初寺”,这是江南最早的佛寺。孙皓即位 (265),曾 “弃淫礼，乃及佛寺并欲毁坏”,还派人到建初寺与康僧会辩论，但未能取胜。后来，召康僧会进宫，当面诘问。康僧会向他宣传佛教教义，使佛寺免于被毁。康僧会还在建初寺译出了 《旧杂譬喻经》、《六度集经》等共七部二十卷，他是汉化较深的人，在汉语方面颇有修养，所以他的译经，“辞趣雅瞻，义旨微密旨。他是早期 (东汉至西晋) 著名的翻译家之一。
 《旧杂譬喻经》共二卷，是专门集录譬喻故事的经典，它所集录的许多故事都在我国广为流传，有很大影响。《鬼怕恶人》则是其中有名的一则。
 这是一篇说鬼的故事。它叙述的是五位道人在一个雨雪交加之夜，投宿神寺，商量是否取神像 “用炊”取暖。诸吃人鬼却反要“啖”那阻止 “破”像的人。待 “不敢破像者”听清了鬼的话，明白了鬼的意图，干脆一反前态，取像烧之，那些吃人鬼们反而害怕逃跑了。
 整个故事充满了讥讽谐谑之意。五位所谓道人——得道者或修道者 (按： 在译经早期，“道人”指修佛道者，“道士”称道教徒)要取“神像”取暖，可见其非真道人也。此为一。而 “国人吏民”所侍奉的 “鬼神形像”,恰恰是凶恶的 “啖人鬼”。此其二。吃人鬼不敢吃恶人，反被恶人吓跑。此其三。一幅绝妙的讽刺画寥寥几笔已经展现在读者面前，更深一层的意义就蕴含在其中了。
 秦汉以来，我国就流行神仙传说，到了南北朝时代，出现了一种专门写鬼神和怪物的文学作品，叫做“志怪小说”。而这些志怪小说很明显受到当时大量翻译佛经的影响。正如鲁迅先生在 《中国小说史略》 中所指出的那样： “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又： “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说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底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展起来。”这是鲁迅先生深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定论。
 《旧杂譬喻经》属较早的翻译佛经文学作品，而 “鬼怕恶人”又属其中短小精悍的小品。它通过 “鬼”与“恶人”的所言所为，讽刺批判那些非真“道人”及那些欺软怕硬，欺善怕恶的“人”、“鬼”。实际上也是对一种社会现象的剖析，若除去集录者所附会的宗教的含意，可以看出： 这种社会现象，往往是人类共同的，最起码在当时，在中国与印度是共同的。这就是为什么这类的作品会被中国人接受，甚而至于直接影响了六朝 “志怪小说” 的发展的基本原因。
 当然，佛经文学中说鬼谈怪的部分，主要是为了传教者说教以及传教于后世所服务的，它自然带有了较浓厚的宗教色彩，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有了相当的迷信的成分。但我们要知道： 佛教文学故事大多本为人民所创造，反映了他们纯朴的爱与憎，虔诚的祈求与希望，它们大多产生在释迦牟尼降生以前，早已在人民大众中流传，通过释迦牟尼的口，经过佛教徒结集的记录，更通过康僧会这样的大德、大手笔的集录，所以它能在中国的土壤上也深深地扎下根来。也由于这一类的佛经故事的内容的奇妙——“鬼神”的本身就允许了人们在思想上可在神秘的天空和海洋中驰骋，在艺术风格上采用笔法新颖、粗放的浪漫主义。
 要想多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大家还可再读读佛教文学中的“这一部分”,如康僧会的《六度集经》、西晋·竺法护译的《生经》、《普曜经》姚秦·鸠摩罗什译的《大庄严论经》、姚秦·竺佛念译的《出曜经》,还有《百喻经》、《撰集百缘经》、《杂宝藏经》等等，不胜枚举。其中有不少“鬼怪”,但其中又有不少“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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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怕恶人guǐ pà è rén

即鬼神也害怕那些不信神鬼的人。也比喻恶人也惧怕比它更凶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