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

在《水浒全传》中，高俅是与蔡京、童贯、杨戬并列为“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的“四个贼臣”的； 人们习惯上又把高俅列为 “六贼” 之一。但是，查一下《宋史》，“六贼”却应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并无高俅、杨戬二人。“六贼”外加杨戬共七人，《宋史》都有专传，只有高俅，仅《宋史·徽宗本纪》有两条极为简略的记载：

“ （政和七年春正月）庚子，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
“（宣和四年）五月壬戌，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

除此而外，《宋史》并没有为高俅立传。从他所任太尉等重要职务来推测，高俅纵使是个弄臣，至少也不是劣迹昭著者。
但是，《水浒全传》中的高俅的故事，也并非小说家的凭空杜撰。据宋·王明清《挥麈后录》云：
　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吏，笔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使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祐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与晋卿善。在殿庐待班解后，王云： “今日偶忘记带篦刀子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王云： “此样甚新可爱。”晋卿言： “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俅赍往，值三在园中蹴鞠，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三呼前来，询曰： “汝亦解此技邪？”曰： “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隶辈云： “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篦刀之贶，并所送人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踰月，三登宝位。上优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其侪类援以祈恩，上云： “汝曹争如彼好脚迹邪？”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文敦复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业进士，直赴殿试，后登八座。子侄皆为郎潜延阁，恩倖无比，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䘏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师成辈皆坐诛，而俅独死于牖下。
《水浒全传》中的高俅故事，大约即脱胎于此。不过，在《挥塵后录》中，高俅深得苏东坡赏识，颇有点风流儒雅的味道；他的遭际端王（即宋徽宗），固然出于偶然，却并非依靠奉近钻营。更要紧的是，显达以后，高俅始终不忘苏氏之恩，且没有什么明显的劣迹。
但到了《水浒全传》中，高俅却被写成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连一个正经的名字都没有，只因踢得好脚气毬，被人称为“高毬”； “后来发迹，便将那毬字去了毛旁，添作立人，便改姓高，名俅”。从这名字的来历，不仅点出了高俅城市游民的阶级成分，也透露作者对他的鄙薄与揶揄的态度。
将高俅从一个“笔札颇工”的“小吏”改造为一个游民，这是《水浒全传》作者的世界观和生活体验起作用的结果，也是为了突出主题的结果。
在《水浒全传》的高俅身上，集中了那种寄生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华的城市里的游民无产者的种种劣根性：他“自小不成家业”，只好流落到东京开封府，城里城外，为人帮闲，且学到了一套帮闲的本领，“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由于品质劣下，“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为人告发，被开封府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弄得“东京城人民都不容他在家食宿。’
高俅就是这样一个被市民厌恶、嫌弃的流氓无赖。但如果仅仅是这样，那还不足以引起《水浒全传》作者的强烈反感。因为在《水浒全传》中，许多同样沾染了游民习气的人，不但受到作者的原谅，还被以欣赏赞美的态度描写着。如史进，也是“从小不务农业，只爱刺枪使棒”，把家产弄得尽皆没了，只好剪径为生； 又如浪子燕青，“吹的，弹的，唱的，舞的，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有不能，无有不会。”但在《水浒全传》 中，他们却都是硬铮铮的好汉。
问题就在于，象高俅这样一个不齿于市民群众的流氓无赖，由于善于拍马奉迎，投靠上封建统治集团，成了政治上的暴发户，又反过来仗势欺凌城市居民，成为一个骑在他们头上的新恶霸。这种新恶霸对市民的压迫与凌辱，比起正统的地主官僚来，更为直接、凶暴和卑鄙； 加上人们对这种无耻之徒固有的鄙视心理，这种有切肤之痛的压迫和凌辱，就变得更加不可忍受了。
高俅当上太尉头一天，就把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拿来出气，原因只是高俅学使枪棒时，曾被王进之父一棒打翻，始终耿耿于怀。受到高俅的倚势报复，王进叹道： “俺道是什么高殿帅，却原来是东京帮闲的 ‘圆社’ 高二！ ”这就一语道破了，在作者心目中，高俅并不是正统的封建官僚的典型，而只不过一个“帮闲得志”的流氓。
如果说高俅对王进是公报私仇，那么他对林冲的陷害，纯粹是卑劣无赖的流氓行径。高衙内在东京公然倚势，调戏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之妻。高俅闻知此事，一点不曾着恼，头一句话却是问： “几时见了他的浑家？”又说： “我寻思起来，若为林冲一个人时，须送了我孩儿性命，却怎么是好？”于是他毫不顾及林冲是自己的下属，设下毒计，再三要谋害林冲，这就入木三分地揭露出他丑恶肮脏的灵魂。
高俅对杨志的排斥，性质上与此有所不同。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曾任殿帅府制使，是一个虽经多次挫折，但仍一心要为统治者效犬马之劳的角色。他因失陷“花石纲”逃亡在外，遇赦后回京买上告下，大肆贿赂，欲谋官复原职，高俅却把文书一笔批倒，将他赶了出来。
小说还告诉我们，高俅的主张征剿梁山泊，也仍然出于狭隘的报复心理。他头一次大声疾呼要征剿梁山泊，是在他的叔伯兄弟高廉被梁山泊杀死之后。在与梁山泊的关系上，高俅作为被鞭挞的反面形象，不光是由于他的主张征剿，更主要的是由于他的不守信义，反复无常。小说一再揭露他欺瞒天子，篡改圣旨的小人行径； 他被擒上山之后，答应回朝奏本，予以招安，又设下誓言道： “若有翻变，天所不盖，地所不载，死于刀枪之下。”然而一旦下山，即扣下萧让、乐和，背信弃义。所以吴用说： “我观此人，生的蜂目蛇形，是个转面忘恩之人。”吴用说他“转面忘恩”，是有根据的。高俅在落魄时，曾经投奔淮西闲汉柳世权，受他很多好处，后又投东京开生药铺的董将士过活，经董将士、小苏学士、王晋卿辗转介绍，方得遭际宋徽宗，然而高俅发迹之后，对于他过去的恩人 （其中有的就是地地道道的市民） ，从来没有想到要加以报答，这同他急切要报仇怨，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水浒》的基本作者，是那些生活在繁华都市的“瓦舍艺人”。他们熟悉市民的生活，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市民息息相通。市民阶级是在封建制度下生长起来的，它的主体，即多数小商贩和手工业者，是受压迫的；但也有一部分人，尤其是那些流入城市的破落地主，他们由于善于钻营，投靠上封建势力，反过来变成骑在市民社会头上的新恶霸。在《水浒全传》中，“破落户”是最坏的恶谥，除高俅外，被冠之以这种谥号的还有“镇关西”郑屠、“西门大官人”西门庆、“踢杀羊”张保以及“没毛大虫”牛二。这几个反面人物显然都是根植于现实生活，写得有血有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公然为非作歹，危害城市居民，是市民深恶痛疾的对象。当然，封建势力由于自身的腐朽，也需要从市民社会中物色一些渣滓败类来为自己效劳，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给市民带来巨大的灾难。然而，由于市民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加上传统的观念的束缚，他们不可能认识封建制度的罪恶本质，相反，他们对于封建的国家和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存在着盲目的迷信和崇拜，因此，他们往往把仇恨更多地倾注在那些出身于卑贱的政治暴发户身上，而高俅正是这种“破落户”的最突出的代表，一个集中了作者最强烈的仇恨和鄙薄情感的反面典型。

高俅

小说所写四大奸臣之一。与蔡京、杨戬、童贯一起为朝廷所宠。为提督神策御林军总兵官，加太保（第七十回）。后被陈东上本参劾倒了，拿送三法司问罪，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第九十八回）。按：宋臣高俅，初为苏轼书童，哲宗末改从枢密都承旨王铣，因善蹴鞠，被派送礼物给瑞王赵佶时，赵赏识留用。徽宗（赵佶）即位后任殿前都指挥使，加至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在任时军政废弛，金兵南下即随徽宗南逃，不久病死。有宋王明清《挥塵后录》载其事迹。

高俅?—1126

北宋末年人。初为苏轼小史（书僮），后事枢密都承旨王铣，因善蹴鞠，获宠于端王赵佶（即徽宗）。徽宗即位后，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在任时宋军政废驰。靖康初病死。

高俅?—1126

北宋末权臣。初为苏轼小史 （书僮），工于书札。哲宗末，改从枢密都承旨王铣，被派送篦刀至端王赵佶处，因善于蹴鞠，为赵佶所喜，遂被留用。赵佶 （即徽宗） 即位后，用为殿前都指挥使，加至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在任时，军政废弛，京师禁军锐力大减，金兵南下时，随徽宗南逃， 不久返京病死。

高俅?—1126

北宋人。出身市井无赖。初为苏轼小史，工笔札，后事枢密都承旨王铣。因善蹴踘，得宠于端王赵佶（宋徽宗）。徽宗即位后，累超擢，官历三衙二十余年，至殿前都指挥使、开府仪同三司。父兄子侄皆贵显。靖康初，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