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研究系政客进行的一场斗争。“五四”时期，基尔特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流派之一传入中国，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研究系分子是其热心鼓吹者。1919年1月张东荪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世界公同之一问题》，提出对付社会主义的办法“除调和外无他策矣”。1920年9月，研究系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到处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梁启超、张东荪借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张东荪的《现在与将来》和梁启超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两篇长文，是研究系政客的代表性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了如下观点：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人从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妨迟迟”。(《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8卷第4号)“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是必然的阶段，不可越过”，“现在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似乎太越阶了”，只有“资本阶级发生，则劳动阶级亦成立，然后社会主义运动乃有所凭借。”(《现在与将来》，《改造》第3卷第4号》)由于中国产业落后，资本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没有冲突，主张劳资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中国农村经济破产，不在于地主阶级的剥削，而在于天灾人祸，反对农村革命。中国实业不发达，“未创成劳动阶级”，所以不能建党，因为“党是代表那个阶级的，若他的背后没有阶级必不成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李达等人以《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为主要阵地，对研究系的论点进行了较系统的批判。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走不通，只有“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中国实业的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李达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中，系统驳斥了梁启超的“矫正资本家”的观点，指出劳资关系不可调和，进行阶级斗争，才是工人阶级的出路。他们针对研究系政客反对建党的观点指出：中国已具备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中国不是没有形成劳动阶级，而是“劳动过剩”，“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要组织“民众的势力”，实现“中国彻底的大革命”，现在急需组织一个“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这场论战划清了真伪社会主义的界限，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