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白扇箴／张英／座右箴

颜元

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博野（今属河北）人。少时好陆王书，后曾信奉程朱，接着又批判程朱。晚年主讲肥乡漳南书院。和学生李塨倡导一种注重实学，反对读死书的学风，世称颜李学派。今人编有《颜元集》。

颜元

124 颜元

在人性论上，反对程朱的“理善气恶”的气二元论，建立自己“理气统一”、“气质为善”的人性论。认为理气是统一的，“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把“恶”说成是后天的“引蔽、习染”造成的，提出“性、情、才皆善”说和“情欲合理”说。他奉行功利主义的道德观，把义与利看成是统一的，“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抬高了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和价值，有利于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提出“主动力利”的积极有为的修养之道，重“践履”，重“习行”。在道德理想上提倡实现“立志用功”的入圣之功，“人人可以为尧舜”，具有敢“论是非”，“知过改过”的精神，圣人应当是敢于“转世”的“宏毅之士”。他的伦理思想具有很高的价值，包含着启蒙思想的内容，对后世影响很大。

071 颜元

清初思想家、教育家。重视方法的功用。认为“事物洞达，措辩有方”(《四书正误》卷二)。主张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反对随声附合和雷同。认为推理是“用力扩拓去，自此及彼，由内而外，自近及远之辞也；推而极之，则又无彼不及，无外不周，无远不到之意也”(《四书正误》卷二)。强调思想认识成果必须要结合具体事物予以检验，因而主张学以致用，反对玄学空谈的思想方法，指出程朱理学在论证其思想时，不仅割裂了感性与理性的联系，而且违反了逻辑规则，作出了大量错误的类比推论。

059 颜元

明末清初思想家、教育家。24岁始开家塾，授徒讲学。治学注重“实学”、“习行”，强调实践，反对程朱之学的“主静”方法。62岁时应聘往肥乡主讲漳南书院，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4斋，将水、火、工、天文、地理、兵法、射御、技击等列为教学科目；另有理学、帖括两斋以应时制。一生从事教育活动凡40余年，著名弟子有李塨、王源、钟錂等，是“颜李学派”的创始人。著有《四存篇》、《四书正误》、《习斋记余》等。

颜元1635—1704Yanyuan

中国清初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思想家。字易直，亦字浑然，号习斋。少时好陆王心学，后又笃信程朱理学，最终走上批判程朱的道路。他抨击宋明理学，排斥佛老之说，强调践履实用，成为中国17世纪思想界中的一支异军。在形神关系问题上，颜元从“舍形则无性矣，舍性则无形矣”的形神统一论出发，强调人的心理对于形体的依赖性。在心物关系问题上，他以视觉为例，说明如果只有视觉器官，而没有一定的形状、色彩为对象，就不能显示出眼睛辨别形状和色彩的功能，他反对宋儒唯心主义的先验人性说，认为没有离开人体的人性，提出性情统一的性情皆善论，从而肯定了人情物理尤其是两性关系的正当合理性。他强调学习、力行对于人的心理发展的意义，认为人心本身是一个运动不止的物。如果兀然静止，碌碌无为，就会放纵散乱，胡思乱想。但他轻视书本知识，忽视理性认识，认为“读书著书能损人神智气力，不能益人才德”，这就必然会走上狭隘经验论的歧路，使其不可能有深刻的理论体系。
颜元的主要著作有《四存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习斋记余》等，近人编为《颜李丛书》。其中以《四存编》中的“存性”、“存人”和《习斋记余》中的“人论”等篇的心理学思想较为丰富。钟所辑《颜习斋先生言行录》也记载了他的一些心理学见解。

颜元1635—1704Yanyuan

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今属河北安国县）人。清初思想家。少时喜好陆王心学，后习程朱之学。中年之后走上批判宋明理学之路。39岁开始从事讲学。晚年主持漳南书院。与其弟子李塨并称为 “颜李学派”。著有 《四存编》、《四书正误》、《习斋记余》、《习斋言行录》、《朱子语录评》等， 均被后人收入 《颜李丛书》。
颜元在道德教育上，主张恢复“周孔正学”，以尧舜周孔的三事(正德、利甲、厚生)、“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 (孝、友、睦、姻、任、恤) 和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内容。在道德修养上，认为 “习”和 “行”是人们 “修德立业”的途径，应 “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懈”( 《存学篇》卷一)。认为 “习行”是 “明道”、“成性”的根本功夫，它比思、读、学更重要；而 “习”又必须“时习”不息， 如此方能成就德性。他还强调个人成就具有能动性，要求人们以“大人自命”：“人须知圣人是我做得。不能作圣，不敢作圣， 皆天志也。”(《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要以 “斡旋乾坤， 利济苍生”为己任，做一个具有高尚的道德理想，坚持不懈地努力改变现实的 “宠毅之士”。

习斋记余／习斋记余

颜元1635——1704

清初思想家、教育家。字易直，又字混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从幼年起生活艰辛，但一生甘贫乐学，不求仕进，不交时贵。晚年主讲肥乡漳南书院，设文事、经史、艺能诸科，从学者甚众。在学术上，他积极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猛烈抨击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空谈性命、不务实际的学风，认为程朱理学“弥近理而大乱真”，王学“终蹈虚无”，“近禅之诮”。主张“躬行践履”、“经世致用”，提介“实学、实习、实用。”他和他的弟子李塨合称颜李学派。在哲学上，主张气一元论，认为气为宇宙的根本，气产生理；气在理先，理在气中而不能离开气而存在。他说“生成万物者，气也”，“而以然者理也”，“理即气之理。”关于认识论，他强调“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主张在接触事物的过程中去认识理。他解释“格物致知”的“格”为“手格猛兽”之“格”，格物即“犯手实做其事”。认为“知无体，以物为体”，知必须以物为对象。特别重视“习行”，表现出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的思想倾向。在社会伦理观上，他强调义与利的统一，反对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认为人的一切活动的根本特征就是谋利计功，道德只存在于人的实事实功中，指斥理学家空谈心性、否认功利是“空寂”、“腐儒”。在社会政治观上他反对豪强兼并，主张”以七字富天下： 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 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 举人材，正大经，兴礼乐。”著作有《四存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习斋记余》等。

颜元

颜元(1635—1704)，中国清初思想家、教育家。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县人。青年时，曾学习骑射医学及卜筮之术。19岁中秀才，24岁开私塾授徒，50岁后在博野乡间教学。晚年曾短时间到肥乡主教漳南书院。从事教育活动近50年。他反对自汉代以来的教育，批判宋明理学的教学思想，他主张必须办学校，开创学术，以代替八股，他不仅反对死读书，也反对静坐。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国家的人才，这种人才必须体格健壮，朝气蓬勃，能耐劳苦，有实学，能实用，“学为圣人”。他认为，教育特别是礼、乐，能起到陶冶人的品德和改变性情的作用。
他在主持漳南书院时，实行了分科教学，这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他认为有一技之长，能专攻一事便可称为圣贤。他在书院课目设置方案中，确定了“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原则。他断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动则天下强。”他还亲自动手编写 《三字书》，本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教育主张。他说参加劳动则“筋骨竦，气脉舒，久之则魂强，”指出劳动教育在增进人身心健康上的教育价值。主要著作有 《四书篇》、《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习斋纪余》 等。

颜元

颜元 (1635—1704)，中国清初思想家、教育家。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县人。青年时，曾学习骑射医学及卜筮之术。19岁中秀才，24岁开私塾授徒，50岁后在博野乡间教学。晚年曾短时间到肥乡主教漳南书院。从事教育活动近50年。
他反对自汉代以来的教育，批判宋明理学的教学思想，主张必须办学校，开创学术，以代替八股，他不仅反对死读书，也反对静坐。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国家的人才，这种人才必须体格健壮，朝气蓬勃，能耐劳苦，有实学，能实用，“学为圣人”。他认为，教育特别是礼、乐，能起到陶冶人的品德和改变性情的作用。
他在主持漳南书院时，实行了分科教学，这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他认为有一技之长，能专攻一事便可称为圣贤。他在书院课目设置方案中，确定了 “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原则。他断言： “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动则天下强广他还亲自动手编写 《三字书》，本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教育主张。他说参加劳动则 “筋骨竦，气脉舒，久之则魂强，”指出劳动教育在增进人身心健康上的教育价值。主要著作有 《四书篇》、《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习斋记馀》等。

颜元1634—1704

字易直，又字浑然。号雪斋。直隶博野县人。幼年家贫， 被卖给人当养子， 青年从事耕田灌园， 屡拒清廷延请做官的邀请， 晚年一度主持书院工作。主要著述有《四存篇》、《雪斋纪余》、《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在经济思想方面，主张经世致用，认为“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 过矣”。认为“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对当时土地兼并导致“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表示和满，提出“平均”土地的“井田”方案：赵甲拥有十顷田，分给二十家，甲只得五十亩，为了使赵甲没有意见， “使十九家仍为甲佃，给公田之半于甲，以半供上，终甲身”。重视“工艺之术”的技能，在漳南书院讲学时，曾把它作为四科之一讲授，其重视技艺的思想，为清初学者中所罕见。

颜元1635—1704

清初颜李学派的代表人物。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少年时代家贫，兼学医，终身即以行医、授徒，维持生活。晚年主讲肥乡漳南书院。著作有《习斋先生言行录》、《颜习斋学谱》等。颜元抛弃“讳言财利”的传统教条，肯定追求物质财富的活动，声称：“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田、均田、兴水利”( 《存治篇· 济时》)。他把重农事、时工役等经济活动都列于“王道”、“九典”之中，要求统治者予以重视。特别重视土地问题，提出“天地间田，宜天地人共享之”(《存治篇》卷一)，反对土地兼并活动。认为改革土地制度“第一义在均田”，具体均田办法是： 将地主土地分为十等份，让其自耕一份，余者租于农，佃农将收获物的40%交于地主，10%代地主纳官，30年后佃耕之地归佃农所有。地主亦可自由出卖自耕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