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根据地保护女工的劳动立法

在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女工占有很大比重，特别是在缫丝、纺织、火柴、制茶等业。如1924年上海27家外国纱织厂中，女工12458人，占55.5%，女童工(12岁以下)8566人，占34.9%。在39家中国缫丝厂中，女工17895人，占74.5%，女童工3461人，占15.5%。但是，女工的地位却非常低下。男女不平等鲜明地反映在工厂中。男女同工不同酬，女工的许多特殊困难，不仅得不到必要照顾，反而成为中外资本家榨取超额利润以及进行侮辱和虐待的对象。一般女工结婚便要失业，怀孕即被开除。由于产妇没有法定的休假制度，致使产妇因临产不敢请假而把孩子生在车间。由于怀孕期间疲劳过度和营养不良，胎儿“死产率”竟达30%—40%。既或产后能够继续上班者，婴儿也无处托放，不少女工将婴儿带到纱厂，放在脚下，进行劳作，有的祖母带婴儿到工厂等候喂奶。做夜工的女工，在上工前挤出足够的奶水，供婴儿吸用。再如广东的女搬运工，经常肩上担着上百斤的东西，背上还背着“噢噢待哺”的孩子，咬牙坚持劳作。总之，“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无产阶级的妇女渐渐降到工钱奴隶的地位。她们在不堪忍受的工作状态中，作了12小时以上的工作，不过取得比男子更低的工钱。对于女工童工待遇，简直惨无人道”。(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决议》)。因此，“中国共产党认为妇女解放是要伴随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同上）。与此同时先后提出以下斗争纲领：1922年6月《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最早提出：承认妇女在法律上与男子有同等的权利，制定保护女工的法律。同年7月中共“二大”决议提出：制定妇孺劳动法。以后在各次决议案和劳动法案中，都提出对女工要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孕妇享有不扣工资的产假，婴儿要有法定的哺乳时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第七章专门规定“女工青工及童工”的保护措施。抗日战争以后的劳动保护条例中，也有关于女工童工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