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兵刘观朝京控案

此案发生在清朝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刑案汇览》第四十六卷有载：四川省营兵刘观朝“身充营兵，因告假违限，屡误差操，被本营都司沈文同革除名粮，乃敢挟嫌”，赴京诬控都司沈文等克扣兵饷、偷卖仓粮、私行敛派。案发后被发回原籍审理，四川总督经审讯查明，革兵刘观朝所控都司沈文同等诸条均属诬告。认为刘观朝“挟嫌赴京砌词越控，实属刁健”，该督依据《大清律例》“蓦越赴京告重事不实例”判处刘观朝流刑，“发边远充军”。案卷上奏皇帝，皇帝对此案十分重视，嘉庆十九年六月十八日下旨称：“此案已革兵丁刘观朝，挟本管都司沈文同革除名粮之嫌，捏造克扣兵饷、偷卖仓粮各重款，来京呈控，现经审系全虚”。认为“此等刁风断不可长，常明仅将刘观朝照蓦越赴京告重事不实例发边远充军、至配所斥责安置，尚属轻纵”。将刘观朝改判为“枷号三个月，满日重责四十板，发烟瘴充军”，即在原判流刑上加重一等判处。最后皇帝申明；“嗣后如有革兵控告本官，审系全虚者，即照此办理”。此案并非命案亦未造成重大社会危害，而嘉庆皇帝亲自参与审理，推翻川督所作原判将案犯刘观朝重惩，意在严防法外遗奸，保护武官严格治军，维护封建法律的严肃性。是年刑部将此案篡为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