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的医学

隋唐五代时期的医学系指公元581～960年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医药的发展概况。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鼎盛阶段。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国内、国际海陆交通发达，中国与亚洲的交往日益频繁，中国的科学文化不断传至各国，外来的科学文化也不断为中国学者所吸收。各国学者云集的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是当时科学文化交流中心之一。医药学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现从以下几方面来概述此时期的医学概况。
基础理论 对病因病理的整理研究更加重视。隋政府组织医学专家，以太医博士巢元方为首，共同讨论各类疾病的病因、人体发病后的变化和疾病引致的症状表现，从而探索如何予以正确的治疗。他们整理研究，共同编写完成了一部医学基础理论巨著《诸病源候论》。该书列载1700余病证，分述了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症状，一小部分还探索了诊断、预后及以导引、手术为主的治疗方法和步骤。其突出的特点是更加重视实际观察经验的总结，而不是满足于传统的“千般疾病，不越三条”的笼统信条，也不为《内经》理论所局限。因此，无论是对传染病共性的认识和一些不同传染病特点的描述；还是对不少疾病的分类以及接近实际的一些特点的描述；或是医疗技术的总结创造和发明等，都明显地超过了前代。如疥虫、肠道寄生虫病、运动病等的病因学说，麻风病等的病理症候，外伤肠断的手术治疗等。唐·王冰继梁·全元起之后，次注《内经·素问》，使其难懂的文辞和医理易于学习和了解，扩大了《内经》的影响。
药物学 唐政府采纳了苏敬的建议，命令当代最有才学的医药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共22人，对药物学进行了一次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整理研究工作，历时两年，于659年编成《新修本草》，由政府颁行全国。该书对药物性味、产地和主治等有一定的规格要求，成为第一部由政府颁定的药典性本草。其内容之丰富，学术水平科学价值之高，使之成为二代名著。它不但通行全国，而且很快成为日本等国培养医生的教材。五代时，有韩保昇的《蜀本草》，李珣的《海药本草》。
临床医学 隋唐时期的临床医学分科已十分明确： 在官办的卫生机构里，分有医科、针科、按摩科和咒禁，而医科又分体疗、少小、疮肿、耳目口齿、角法，实际上就是内科、儿科、外科、五官口腔和拔火罐疗法等。这是从其教学体制反映出来的分科(参见“古代医学教育”条)。
内科 此期对内科病的认识治疗已有明显的提高，其特点是更重视每个具体病的描述、确诊和富有成效治疗方法的总结。如糖尿病，当时以病人的明显消瘦、口渴、尿多的症象命名为消渴病。而且将这种病人的甜小便作为确诊的依据，更提出了并发症的预防和治疗。如告诫病家要时常备好治疗化脓性感染的药物，禁用针灸，谨防病人破皮伤肉而成痈等。又如痢疾，当时已确定了这一病名，并按临床所见的病情和大便的性状等，分痢疾为白痢、血痢、脓血痢、久痢、休息痢，对鉴别诊断已有详实的叙述，而且在治疗上已总结出不同的治疗理论和方药，在今天的实践中仍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对寄生虫病、营养缺乏病、过敏性疾病、麻风病、结核病、急性黄色肝萎缩、脑溢血、霍乱、疟疾、巨人症等症状体征的描述相当确切，在诊断、鉴别诊断上有据有理，治疗上也符合科学原理。
妇产科和儿科 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强调：“妇人之别有方者，以其胎妊、生产、崩伤之异故也。”他重视妇人病胜于成人及老年病。在封建社会难得医家大声疾呼妇幼保健的重要，他的著作较正确地论述胚胎发育的过程和形状，系统地阐述了胎前、产后、月经不调、崩伤、带下等产科和妇科疾病的防治。如对孕妇，他强调了产前检查、节制嗜欲，调和性情，避免受惊。临产时要情绪安静，切忌惊忧。接生人员等绝不可显出惊慌或面露忧容，以防导致难产或其他疾患。《千金方》以七卷之篇幅首先论述妇产科疾病的证治，其后公元九世纪昝殷的《经效产宝》成为现存最早的妇产科专著。在小儿科方面孙思邈强调：“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最为重要。《千金方》等以初生、惊痫、客忤、伤寒、瘰疬、杂病等为篇，专门论述了儿科疾病，特别是新生儿的护理，乳母的选择，婴幼儿的发育，哺乳和羊乳喂养的卫生等，都已进行了科学的论述。其中不少方法至今还有着现实的意义。隋唐时期对天花（碗豆疮）和麻疹（时气发斑）已能加以鉴别，这种成就在世界传染病史上占着领先的地位。隋唐医家在儿科疾病防治上的成就，为其后专科医书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外科、骨伤科 已有专书出现，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已成功地进行了多次肠吻合术，这样复杂手术的成功，与强调吻合手术步骤的严格要求；创造了“8”字缝合法；创造和应用了丝线结扎血管止血等技术有密切关系。唇裂修补同样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唐人方干作了唇裂修补，人称之为补唇先生。骨伤科医疗技术也是很出色的，如孙思邈记述的下颌关节脱臼整复手法、步骤、要领，完全符合解剖生理要求。《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骨伤科专著，其中肩关节脱臼的椅背整复法，复杂骨折的手术整复法，在当时也都处于世界医学的先进行列。五官科 隋唐医家对五官科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技术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如对白内障临床症状、诊断要点不但作了全面的论述，而且正确地叙述和鉴别外伤性白内障、先天性白内障和多见的老年性白内障，《外台秘要》所描述的金针拨障术，是我国医书中最早而系统的有关记载。又如在牙科治疗技术上，创造性运用汞合金（银膏）填补牙齿缺落，《新修本草》记载的银膏，是用锡、银薄和水银合成的一种填补剂，西方应用晚在十九世纪。又如用珠或木制眼球补眼的技术，以及拔倒睫、剔除胬肉、拔牙等都已有了比较普遍的应用。
针灸 针灸疗法的治疗效果得到很大提高，其普及受到更多的重视。为了适应教授学生和普及针灸技术，一些医家还绘制了针灸经络挂图。孙思邈更在甄权针灸经络图的基础上绘制了三幅大型有色针灸挂图，分别将人体正、背、侧面的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用不同色彩绘出。王焘进一步将针灸经络图改绘为十二幅有色挂图。此外，别具风格的医疗技术和方法，如按摩推拿，熏蒸等理疗方法，医疗体育，水蛭疗法，精神暗示疗法，导尿，灌肠等等，都取得了新的成就。
医学教育和卫生保健 中国传统的医学教育，历来多以师徒传授的方式进行。集中进行大规模多学科的学校教育，隋唐时期的太医署是一个创举，在世界医学教育史上也占着领先的地位。唐太医署的规模、制度不但比隋有了扩大和趋于完备，而且除在京城举办外，各府、州一级也有举办(参见“古代医学教育”条)。
卫生保健设置有专门收养麻风病人的疠人坊、疠所及其他医疗机构(参见“古代医院”条)。隋唐时期对普及推广医药知识比较重视。713年令诸州写《本草》、《百一集验方》。723年颁行《广济方》。746年，令郡县选《广济方》之要者，录于大板以示坊村等。唐医药卫生律令，对囚犯有病、怀孕、牢房卫生、以医诈骗、出售假药、士兵奴婢工匠疾病、同姓为婚、妻恶病（麻风之类的疾病）离婚等等都有着比较科学和合理的规定。
国内医药交流 国内各民族和内地与边远地区之间的医药卫生，由于国家的统一，生产的发展，得到了空前的交流，生活在我国西南边疆的藏族同胞，在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创造了藏族医药学，此时与内地医学的交流空前繁荣(参见“藏医的发展”条)。在云、贵、川的一些地方，当时医药知识还处在十分落后的状况下，甚至只知卜巫，不晓医药。由于互相交流，医药也得以发展和进步。当时中央派往当地的官员等，对医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益州（四川境）大都督府官员高士廉用医药和教育改变当地“杖头挂食，遥以哺之”的风俗习惯； 忠州（四川忠县一带）官员陆贽（被贬）虽然为了避谤不著书，但为了改变当地瘴疠流行给人们造成巨大痛苦的状况，于九世纪初编撰了《陆氏集验方》五十卷以示乡人；在今云南、四川间，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当时有个南诏政权，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派子弟到成都等内地学习。有时还以战争尽掠八百里之间的“百工”数万人，发展其纺织，“始用医药”。
我国北部当时是游牧的回纥族，与唐政府关系友好，帮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文化、医药交流增加。回纥族往往派专人以硇砂、羚羊角等药物到长安赠送统治者或在市场互易，甚至有“进梵僧名医”到京城为统治者诊治疾病。
契丹族原为辽河上游游牧民族，唐任命契丹首领为都督，他们重用内地医学家和吐谷浑医家为医官、侍医等，发展本民族的医药卫生。契丹的医药卫生制度多仿中央设置，当时他们翻译并编撰医药书籍，培养本民族医药学家。如耶律倍，辽太祖之子，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947年，辽太宗汴京称帝，将开封所藏的铜人明堂、医官等等分别送上京（今内蒙古巴林东北）或黄龙府（今内蒙古东部）。医药科学的发展，必然要给巫祝迷信以打击。957年，将杀人取胆合药的女巫肖古处死就不是偶然的事了。《辽史·耶律庶成传》：“初，契丹医鲜知切脉、审药，上命庶成译方脉书行之，自是人皆通习，虽诸部族亦知医事”。
总之，全国各民族的医药知识在隋唐时期得到了空前交流，中国医药学这座伟大的宝库正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
同国外的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海、陆交通的发达，贸易空前繁荣，医药著作的翻译和医药学家的相互交往，是我国历史上同国外交流医学学术思想和医疗技术的一个重要时期。中日医学交流继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打开了新局面。中国同朝鲜的医学交流，也有进一步发展(参见“中外医学交流”条)。中国同印度的医药交流，英国科学史家贝尔纳在论述印度科学文化的来源时除强调了希腊、罗马、阿拉伯、波斯外，指出还有中国，由陆路上的佛教徒、参圣徒和水路上的商人们输送而来。印度医书也被翻译成中文(参见“中印医学交流”条)。阿拉伯帝国同中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强调：“要寻求学问，即使它远在中国”(参见“中国与阿拉伯医药交流”条)。据李约瑟（英）称，九世纪时有位中国学者，在医师和炼丹术士穆罕默德·伊本·查卡利亚·拉齐的家里，将盖仑的著作译成中文。中国同伊朗往来频繁密切，仅647～762年间，单波斯派往中国的使节就有28次之多，旅居或定居中国的波斯人也日益增多。著名药物学家李珣，是波斯人后裔，人称李波斯，全家以经营香药为业，撰有《海药本草》以收载外来药物为特点。中国还从大秦（罗马帝国）传入治疗眼病、痢疾的医疗技术，药物有肉豆蔻、底也伽等，其中底也伽是一种含鸦片的复方制剂。大秦药物在唐代医家的本草著作中得到普遍记述。中国与大夏（中亚细亚古国）、昆仑（唐人泛指肤色黑者为昆仑）、罽宾国（克什米尔一带）、安国（阿富汗）、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诃陵（印度尼西亚）等的交流，或医、或药、或医书等，都或多或少发生着交流关系。
总结隋唐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国内国外，不分种族和国界，自由交流，互相促进，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批判精神促进了隋唐医学发展，具体表现在：
(1)对宗教及其炼丹服食企图长生不死之说的信仰产生动摇，并予批评。如西域僧以“能咒人使立死，复咒即生”行骗，当时有人敢于当着太宗之面令僧咒自己而揭穿了骗局。649年，有印度僧自言能制长生之药，帝颇信。服其药而引致暴疾，658年，高宗令广征各地道术之士，合炼黄白。道士叶法善献身说法：“金丹难就，徒费财物，有亏政理，请核其真伪”，帝然其言。810年，宪宗对宰相大臣说：神仙长生之说，可信乎？ 李藩等以秦皇、汉武和文皇引致暴疾的实例，指出“古人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诚哉是言也”。劝宪宗“勤于政务，天下太平，则帝亦永年之理”。845年，唐武宗更接受宰相李德裕的建议，废寺院，使数十万僧、尼从“不务农桑，空谈彼岸，而还俗生产”。860年，懿宗立将以丹剂引致帝生背疽的太医李玄伯及方士等俱诛死。这些事例，说明唐代虽然宗教盛行，长生欺诈之术不断，但由于接连批判，对医药学的发展都或多或少是一个促进。
(2)对统治者迫害医家的反抗和批判。在封建社会里，医家被统治阶级视为奴婢，动则问罪杀害，严重阻碍医学的发展。唐代公正舆论敢于给予揭露和批判，如868年，同昌公主因病久治不效而死亡，懿宗竟以医药不效，将翰林医官韩宗绍、康仲殷等杀害，还将两家宗族枝蔓三百余人尽捕下狱，宰相刘瞻令谏官温璋上疏： 以为刑法太过，竟遭贬。璋叹曰：生不逢时，死何足惜，是夜自缢而卒。刘瞻又亲自上疏说明：公主本来就是久患危疾，医工无不尽其方术“自陛上雷霆一怒，朝野震惊……囚平人而结冤，此皆陛下安不思危，忿不顾难者也。”帝竟大怒，即日罢瞻相位并牵连多人。可见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十分尖锐。
(3)医学家的批判精神。隋唐时期的医学家，对古代医药典籍虽也比较重视，但并不全盘肯定。正因为如此，在隋唐医学的发展中才呈现了蓬勃的景象。例如：隋·巢元方引文批判了“寒食散”的流弊。唐·孙思邈也对服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指出服五石散之类的害处，强调了经常服用富有营养性植物、讲究卫生、经常劳动等，对养生保健的好处。还批驳了企图长生的谬误，坚持了长寿学说的唯物主义立场。孙氏对待张仲景的学术贡献，十分敬重，但当晚年读到仲景医书时，他并非墨守张说，全盘接受，而是吸取仲景治疗传染外感热病的丰富经验和辨证思想，弃去六经分类的格式，易之以方药为辨证施治的纲领，对研究仲景学说，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