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题撰人，据序，知作者为袁于令。六十回，崇祯间名山聚藏板本。
 
 在关于隋唐的讲史小说系统中，人们熟知的是褚人获的《隋唐演义》,却很少知道袁于令的《隋史遗文》;至于《隋史遗文》还是《隋唐演义》的底本之一，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其实，褚人获在康熙乙亥 (1675)所撰的《隋唐演义序》中，就说过如下一段话：
 
 昔箨庵袁先生曾示予所藏《逸史》,载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因缘事，殊新异可喜，因与商酌，编入本传，以为一部之始终关目。合之《遗文》《艳史》而始广其事，极之穷幽仙证，而已竟其局。其间阙略者补之，零星者删之，更采当时奇趣雅韵之事点染之，汇成一集，颇改旧观。
 
 褚人获序中提到的“箨庵袁先生”,就是《隋史遗文》的作者袁于令。尽管关于褚人获的生活年代是否同袁于令相及，袁于令是否将所藏《逸史》示于褚人获等等，有的学者如柳存仁先生还是持怀疑态度，以为那不过是褚人获借袁于令的名声来标榜而已 (参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但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 《隋唐演义》确是 “合之 《遗文》 《艳史》”,亦即汇合《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而成书的，可惜由于《隋史遗文》 见者甚少，新版《隋唐演义》 又不载褚人获序，以至这一事实，为所掩盖。
 试将两书作一对比，可知： 在《隋唐演义》的前六十六回中，有三十五回袭用 《隋史遗文》,占总回数的53. 03%; 有十回袭用 《隋炀帝艳史》,占15.15%;另有七回则由二书的相关内容联缀而成，占10. 9%;属于褚人获新增补的仅十四回，占21. 21%,这就是“合之《遗文》《艳史》,而始广其事”的基本状况。换一个角度看，《隋史遗文》全书六十回，被采入《隋唐演义》的有五十五回，达91. 66%。《隋史遗文》半数以上的回目为《隋唐演义》所沿用，或仅有微小的更动。全书除第二十五回“新皇大逞骄奢，黔首备遭涂毒”(为《隋唐演义》第二十七回内容) 移至第三十三回 “李玄邃关节耒总管，柴嗣昌请托刘刺史”(为《隋唐演义》第二十五回内容)之后外，《遗文》原来的叙事格局，亦基本为 《演义》 所承袭。
 可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隋唐演义》当作褚人获个人的创作加以评论。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中有一段话，向为研究者所称引：
 
 《隋唐演义》,小说也，叙炀帝、明皇宫闱事甚悉，而皆有所本：其叙土木之功，御女之本，矮民王义及侯夫人自经诗词，则见于 《迷楼记》;其叙杨素密谋，西苑十六院名号，美人名姓，泛舟北海遇陈后主，杨梅玉李开花，及司马勘逼帝，朱贵儿殉节等事，并见于 《海山记》; 其叙宫中阅 《广陵图》,麻叔谋开河食小儿，冢中见宋襄公，狄去邪入地穴，皇甫君击大鼠，殿脚女挽龙舟等事，并见于 《开河记》,……复纬之以 《本纪》、《列传》 而成者，可谓无一字无来历矣。
 
 在梁绍壬看来，《迷楼》、《海山》、《开河》等记是《隋唐演义》的素材来源，褚人获是据此直接进入创作过程的。他不知道，根据野史杂录，“复纬之以《本纪》、《列传》”排比衍述的任务，早已由 《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完成了，《隋唐演义》不过是将二书缀合成文罢了。近代的研究者虽然也提到《隋史遗文》等是《隋唐演义》的基本素材来源，但对于《演义》荟萃取舍于《遗文》的比重、程度，仍无明晰的了解，有的甚至误以为《遗文》是“主要叙述隋炀帝的故事”(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隋唐演义》出版说明)。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人们得出《隋唐演义》是“文学家的个人创作”(同上)的结论，是毫不奇怪的。
 但是，《隋史遗文》也不是文人独立的创作。《遗文》在回后的总评中多处提到“旧本”:“旧本有太子自扮盗魁，阻劫唐公，为唐公所识。小说亦无不可，予以为如此衅隙，歇后三十年君臣何以为面目？故更之。” (第三回) 又提到“原本”:“原本李艺后不得见，兹为补入；既入李艺，则诸人又不得补矣。”(第五十五回)从《隋史遗文》明显的话本特点(如第四十回写罗士信被擒，“府中没主，秦母姑媳，没人拦阻，俱被拿来。可怜二人呵： 命如风里烛、家似春中冰。秦母姑媳，都上了镣肘”)来看，它的“原本”、“旧本”,更显然是“市人话本”。
 问题已经十分清楚：《隋史遗文》对于弄清明清小说史的演进的足迹，从而对处于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作家作品作历史的客观的评价，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如果以为《隋史遗文》只具有作为文学史研究之用的文献资料的价值，而缺乏独到的思想深度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因而不能成为传世之作，以至必然要为历史所淘汰，那就大错特错了。同样，如果以为既然《隋唐演义》 已经把《隋史遗文》的精华囊括包容，因而也就取代了它的存在的价值，也同样是不正确的。
 《隋史遗文》作为一部古代小说杰作，自有其独立的品格。但考虑到它的主体部分确实已为《隋唐演义》所包纳，着重评论它的被《隋唐演义》所舍弃的部分，从而证明它的存在不仅不为《隋唐演义》所取代，而且还有许多高出《隋唐演义》的地方，也许更具有说服力。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又有独一无二的讲史小说的完整体系。但是，历史的题材进入小说创作的领域的先后，同历史自身演进的顺序，并不是重合的。明初，罗贯中以我国历史自然过程的中间阶段——三国为突破口，成功地写出了《三国志传》(或称《三国演义》)。之后，讲史小说的取材逐渐向两头扩展： 向下，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传》、《南北两宋志传》; 向上，有《全汉志传》,《列国志传》,讲史小说的写作呈现蓬勃繁荣的局面。这一批小说，一般都取名为《志传》或《演义》,有些还打出《按鉴演义》的招牌，竭力表白自己是“羽翼信史”之作，以取信于读者； 就中，唯独袁于令的《隋史遗文》是一个例外，他公然宣称他的小说不是“以通俗为义”的敷衍正史之作，而是为了 “补史之遗”的“遗文”。《隋史遗文》开头即有一段议论：
 
 ……止有草泽英雄，他不在酒色上安身立命，受尽的都是落寞凄其，倒会把这干人弄出来的败局，或时收拾，或是更新，这名姓可常存天地。但他名姓虽是后来彰显，他骨格却也平时定了。辟如日月，他本体自是光明，撞在轻烟薄雾中，毕竟光芒射出，苦是人不识得； 就到后来，称颂他的，形之笔墨，总只说得他建功立业的事情，说不到他微时光景。不知松柏生来，便有参天形势； 虎豹小时，便有食牛气慨，说来反觉新奇。我未提这人，且把他当日遭际的时节，略一铺排。这番勾引那人出来，成一本史书写不到、人间并不曾得知的一种奇谈。
 
 有明一代的讲史小说，从取材来看，大致可分为两类：即以《三国志传》为代表的全史演义和以《武穆精忠传》为代表的列传演义。《隋史遗文》从书名看，是全史演义的，但实际上写的却是“受尽的都是落寞凄其”,然而又描摹把“这干人弄出来的败局或时收拾或是更新”的草泽英雄秦琼，是秦琼的列传演义。秦琼正史上固然有传，但限于体例，只能写其“勋名事业”,而不及他“微时光景”,岂非使 “奇情侠气，逸韵英风，史不胜书者，卒多湮没无闻” (《隋史遗文》序)。“怪是史书收不尽，故将彩笔谱奇文”。《隋史遗文》之所以命名为《遗文》,就是为了补正史之所未备，以传草泽英雄本色之奇。这种勇于冲破传统史学观的识见，在中国古代小说上，堪称独创。褚人获在 《隋唐演义》 中虽然几乎一字不易地抄录上《遗文》 的这段议论，但由于他实际上已经将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当作了主人公，这番议论也就失去了其固有的光彩。
 为了给小说着力描绘的草泽英雄提供施展身手的舞台，《隋史遗文》加意铺排“他当日遭际的时节”,亦即所处的时代环境。草泽英雄之所以名姓可常存天地，就是因为他能“把这干人弄出来的败局或时收拾或是更新”,小说所说的“这干人”,不是别人，就是那 “不能治民，反又害民” 的最高封建统治者。第一回写陈后主 “剥众害民”,有诗曰：

 酿尽一国愁，供得一时乐。
 杯浮赤子骨，羹列苍生膜。
 宫庭日欢娱，闾里日萧索。
 犹嫌白日短，醉舞银蟾落。

 写得何等沉痛、悲愤！而《隋唐演义》却改“酿尽一国愁，供得一时乐”为“费辄千万钱，供得一时乐”,批判的意味大为减色。陈亡，代之而起的是益加荒淫无道的隋炀帝，《隋史遗文》又以愤懑而揶揄的笔触，揭露了他“涂膏砌血，打迭就一人欢悦”的罪孽。第二十六回开头有一段议论道：“宫室所以容身，是少不得的； 若说苑囿，不过是略取点缀，可以适情而已。着甚要紧，定要移山换水，选异征奇？初时把一块荒榛衰草之地变换作绵绣园林； 但后来，绵绣园林仍旧还做了荒榛衰草： 一段干忙，许多花费，都在那里？况且不知拆了多少房屋，成得一两座亭馆；毁了多少田园，成得一两座池台；多少人儿啼女哭，博得了一院笙歌； 多少人百结悬鹑，博得个满身罗绮； 多少人鸠形枵腹，博得个食前方丈！” 又有诗道开河之苦：

 浚竭黎民力，锄穿赤子心。
 试看落来泪，应共汴河深！

充溢着对黎民疾苦的无限同情和对封建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和愤怒。《隋唐演义》为了突出隋炀帝“多情风流天子” 的一面，把这些内容统统删去，实际上是变鞭鞑揭露为美化颂扬，无疑是一大倒退。
 针对“赋重生愁，民穷产绝”,“攘攘豺虎满山林，生民何计逃涂炭” 的严酷现实，《隋史遗文》冲破了传统的封建秩序观念的拘缚，对于“强盗”的反抗行为予以大胆的肯定。第十八回开首道：
 
 如今人最恼的无如强盗，不知强盗岂没人心，岂不畏法度； 有等不拿刀斧强盗去剥削他，去驱迫他，这翻壮士有激胡为，穷弱苟且逃死，便做了这等勾当。便如隋时盗一钱者死，法岂不严； 但当时重阀阅，轻寒微，加以峻法严刑，大兵大役，民不聊生，自然不知不觉，大半流为盗贼了。
 
 袁于令把封建统治者剥削者视为“衣冠豺虎”、“不拿刀斧强盗”,认为是这班真正的强盗的剥削和驱迫，方使人民大半流为盗贼。这种思想，较之李贽之“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 ( 《忠义水浒传叙》) 来，不知要高明多少倍。而这些议论，亦皆为 《隋唐演义》所删，尤可见褚人获思想观点与袁于令存在何等深刻的差距！
 《隋史遗文》之所以称为“遗文”,用袁于令在序言中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蒐逸”,为了“传奇”,为了写出主人公“忽焉怒发，忽焉嬉笑”的“奇情侠气，逸韵英风”,而这种种，又恰是通过许多精妙传神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表现出来的，由此入手，更可见《隋史遗文》 的高出一筹。试拈几例：
 《隋史遗文》第十六回写秦叔宝赍罗公书信往潞州府来投： “叔宝是个有意思的人，到那得意之时，愈加谨慎。进东角门，捧着书，一步步走将下来。”《隋唐演义》删却“一步步”三字，已觉减色； 及蔡刺史阅罗公书信，发还秦琼被没收的银两物件，发现头一笔三百三十两银子与来书不对，蔡刺史迟疑道：“前日参军厅解来，止得此数，这怎么处？须得穷究了。”叔宝道：“想在皂角林晚间相对时，失去了些，这也不敢费老爷清心。”这番对话，《隋唐演义》也一并删去。原作细致入微地表现出来的叔定“到那得意之时，愈加谨慎”的性格，也就大大削弱了。秦琼豁达大度、有恩必报的品质，尤表现在赠金报柳氏这件事上。他对柳氏道：“昔年也不干你丈夫事，是我囊橐空虚，使你丈夫下眼相看。世态炎凉，古今如此。只是你那一针一线之情，到今铭刻于心。今日既是你丈夫亡故，你也是寡妇孤儿了。我曾有言在先： 你可比淮阴漂母，但恨我不能效韩信有千金之报，权以百金为寿。”《隋唐演义》恰恰删去了秦琼报恩而仍怀谦恭自责的一句： “但恨我不能效韩信有千金之报”,也是很可惜的。
 《遗文》第十九回写秦琼与柴嗣昌、王伯当、齐国远、李如珪进长安送礼并观灯，宿于城外陶家店。众人到主人大厅上，“倒摆好几桌盛酒，还不曾有人坐”。这酒席本是主人为亲故看灯而设的。主人“见众人坐在席上，不过是口角春风”,虚邀众人，叔宝一口应承； 主人难以改口，只好下帖把酒客都辞了：
 
 秦叔宝这个有意思的人，难道不知主人是口角春风，如何就招架他吃酒？ 他心里自有个主意： 今日才十四，恐怕朋友们吃了晚酒没事干，街坊顽耍，惹出事来；他公干还未完，只得借主人酒席款留诸友，到五更天赍过了寿礼，却得这个闲身子陪他们看灯。叔宝留心到此，酒也不十分吃。众朋友开怀畅饮，三更分尽欢，方才回客房中睡。
 
 叔宝明知主人是“口角春风”,竟乘势应承下来，这种违背常理的做法，用意是为了绊住齐国远一班“卤莽灭裂”的朋友。《隋唐演义》却改为“主人见众豪杰行李铺陈仆从，知是有势力的人”,主动殷勤接待，虚邀没有了，“叔宝这个有意思的人” 的机敏应变的性格也就失去了光泽。
 《遗文》第二十回写秦琼赍礼时，李靖言正月十五三更时分，民间主有刀兵火盗之灾，告诫他“切不可观灯玩月，恐罹在此难，难以脱身”,秦琼回下处的路上，且走且想：
 
 李药师却是神人，知几料事，洞若观火，指示迷途，教我不要看灯。只是我到下处，对这几个朋友开不得口。他这几个人都是不信阴阳鬼神的； 去岁在少华山遇见伯当，说起长安，他就讲看灯。那齐国远李如珪也要来，我用言语搪塞他，几乎伤了和气。就是昨日柴嗣昌陪我来，却也讲看灯。我如今完了公事，怎么好说遇见这个高人，说我面上步位不好，我先去罢。不像个丈夫说的话。大丈夫却要舍己从人，我的事完了，怎就好说这个鬼话来？ 真的也做了假的了，惹众朋友做一场笑话。李药师，我秦琼只得负了你罢。
 
 这大段的心理描写，表现了秦琼心中个人安危与朋友义气的冲突，笔墨酣畅，细腻传神，为古代小说所不多见，《隋唐演义》也统统删去。
 张须陀是一位于秦琼有大恩的上司，“雪秦琼须陀驰密疏”一举，非常人所能为。《遗文》第四十五回，写秦琼闻张须陀死讯，惨然泪下，想道： “他待我有恩有礼，原指望我与他患难相同，休戚与共。到那密疏为我辨白，何等恩谊，不料生出变故，以致弃他逃生，令他折了羽翼，为人所害，况且这害他的人，又是我放去的李玄邃、王伯当，这真叫做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对张须陀的深情表现得极为真切。而《隋唐演义》却删减为：“他待我有恩有礼，原指望我与他同患难、共休戚，密疏为我辨白，何等恩谊，不料生出变故，令他为人所害”,秦琼心中的惨痛自责都没有了。
 《隋史遗文》由于是市人话本的进一步加工，所以包含了许多活生生的民间口头艺术语言，如第四十二回写李玄邃在逃西窜的情景道：
 
 此时遍天下正搜求杨玄感余党，李玄邃和光混俗，但英雄贵介，意气未能尽除，容易识得。东逃西窜，弄得似常人样的： 一个指头的牙刷，两个指头的筋，四个指头的木梳，五个指头的讨。无计奈何，时或相面，时或起课，再糊不过这张嘴来。
 
 “一个指头的牙刷，两个指头的筋，四个指头的木梳，五个指头的讨”,何等出色的口语！ 而这些，也都尽为 《隋唐演义》所删落。
 此外，《隋唐演义》因删削归并造成的疏漏、缺憾，也都可以在《遗文》中找到解释与补正。如《演义》与《遗文》一样，皆有宇文述托段达贿赂东宫幸臣姬威伺太子动静，又授段达密计道：“临期如此如此”的记述，但后文竟失去下稍。查 《遗文》却有隋主御殿，将东宫官唐令则勘问，但皆是无稽之谈，没有指实：
 
 却又是宇文述豫先造下的秘计，差段达恐吓姬威道： “东宫悖逆，皇上已知道了。你作速出首，不唯免罪，还有大富贵。”这姬威便做了首人，出了一张首状。
 
 这样前后呼应，方使叙事完密。
 要之，《隋史遗文》是《隋唐演义》的底本之一，它的最主要的精髓，虽已为《隋唐演义》所包纳，但由于历史观和审美观的差异，诸人获又刊落了 《隋史遗文》中许多值得称道的精华，《隋唐演义》并不能取代《隋史遗文》的存在。因而，不论从文学史的文献角度，还是文学作品的审美鉴赏角度看，《隋史遗文》都是明清小说史上具有相当价值的杰作，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隋史遗文

长篇小说。明袁韫玉(1599—1674)撰。十二卷，六十回。韫玉一名晋，又名于令，字令昭，号箨庵、幔亭等多种，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末生员，入清官至荆州知府，晚年寓居会稽而终。所著戏曲有《剑啸阁传奇》五种及《长生乐》与《瑞玉记》。本书开头前四十七回叙隋末瓦岗寨群雄聚义，揭竿反隋事迹，尤偏重记民间流传秦叔宝山东卖马等故事；四十八回以后，转叙唐高祖李渊起义、破王世充、窦建德等事，至玄武门之变唐太宗受禅即帝位止。有明崇祯间名山聚所刊本，藏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米泽市米泽图书馆、宇治山田神宫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