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银行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设立的银行。1937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同年10月1日撤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成立陕甘宁边区银行，受边区政府财经委员会管理和监督。总行设在延安。总行下设关中、绥德、三边和陇东分行，分行下设支行或办事处。1941年以前，该行的工作重点主要是经营光华商店，调济物资，积累资金，发放了少量的小型商业贷款。1941年11月皖南事变后，根据边区政府决定，累计发放了38亿元边币，对保障党政军的供给，打击法币黑市以及支持工农业生产发挥了一定作用。1943年12月，西北局决定停止边币发行，1944年7月，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开始发行陕西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大部分用于支付物资收购，对于打击法币、整理金融发挥了一定作用。在如何处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上，由于指导方针的偏差，一直采取物价随环境，比价求稳定的政策，放弃了独立自主的方针，对货币的思想和工作上是有错误的。1947年3月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边区银行随政府转移。同年10月兴县会议决定陕甘宁边区银行并入晋绥西北农民银行，以西北农民银行币为统一货币，边区银行至此完成历史使命。

陕甘宁边区银行

主要抗日根据地银行之一。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1937年10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简称边区银行）。总行设在延安，以后在西安、重庆设立办事处，并按行政区划设立关中、绥德、三边和陇东分行。边区银行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银行，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财政困难，为此边区政府授权边区银行发行边币和“光华商店代价券”（辅币）纸币。1947年10月，根据战争形势需要，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西北农民银行，收回边币，统一货币发行。

陕甘宁边区银行

1937年10月1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基础上改组而成，行长林伯渠、副行长曹菊如。在1938年4月1日设立光华商店，经营商业、储筹物资、供给军需民用，并以光华商店名义发行“光华代价券”辅币。1941年1月28日边区银行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代替法币在边区市场流通。发行农业贷款，支持大生产运动。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48年1月，与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成西北农民银行。1949年4月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

陕甘宁边区银行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设立的银行。1937年卢沟桥事变， 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历史新时期。为了推进抗日统一战线，1937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同年10月撤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成立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曹菊如，后为朱理治和黄亚光。银行基金10万元，按行政区划设立关中、绥德、三边和陇东分行，延安设直属支行；分行下设支行或办事处。同时领导光华商店，负责采购经营物资，以保证机关供给。光华商店在各地设有分店。
经营业务 1942年10月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总结了边区财经工作，确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边区银行工作也有了明确的方向，工作走向正规。同期制定的《陕甘宁边区银行条例（草案）》，对银行的职责、组织、货币发行、与政府的关系作了具体规定。《条例》规定边区政府银行委员会为边区银行最高立法和监督机关。银行业务方针、发行数量、预算决算、利率、分支行存撤、处以上行员之任免均由银行委员会审查决定。边区银行受边区政府财经委员会管理和监督。
1941年以前，边区银行工作重点，主要是经营光华商店，调剂物资，积累资金，发放了少量的小型商业货款。当时市场主要流通法币，辅币缺少，造成交易不便。1938年6月边区银行以光华商店名义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以解决辅币缺少的困难。截止1941年2月共发行430万元。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造成财政困难。边区政府决定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金融体系。边区银行工作走上新阶段。
边币发行三年多的时间内，边区银行一方面根据财政、战备的需要和季节变化，主动发行，截止1944年6月底共发行38亿元，及时拨付机关部队的经费，保证党政军的供给；另一方面配合政府压缩机关经费，动员人民节约储蓄，打击法币黑市，适当紧缩发行。1943年7至9月时局紧张，为保证冬季供给，不得不加大发行，发生金融物价大波动。同年12月西北局采取果断措施，决定停止边币发行，3个月不发经费，所有法币必需兑给银行，公营商店统一管理。由于措施得力，物价趋于平稳。边法比价由边币11元兑换法币1元，变为边币8元兑法币1元。同时银行以大量资金支持机关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全力贯彻西北局以农业为第一的发展经济的方针，发放农业贷款和青苗贷款，对盐民发放无息贷款，对公营工业进行投资和贷款。1944年粮食产量比1941年增加35万石，棉花和日用品产量也有较大发展，财政收支平衡，金融物价基本稳定。
在边区财经状况取得好转的情况下，西北局财经办事处决定发行陕西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其目的是打击法币，整理金融，活动市面。流通券每元合边币20元，固定比价不变。于1944年7月开始发行，与边币同时流通。货币兑换所对法币无限制兑换，边法比价稳定在8元至8.5元。1945年货币发行速度加快，但其中90%以上用于支付物资收购。至8月累计发行总额比1941年增加540多倍，高于其他根据地。1946年根据西北局“边区全部工作以准备战争为中心”的指示，边区银行进一步配合贸易公司争取必需品的进口。同时严格管理法币和银元。禁止携带与行使。银行本身也准备必要物资，以备调剂战时金融，1946年全年发行22亿元流通券，超过前5年发行总和。
稳定币值 如何处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如何稳定边币，是稳定在物价上，还是稳定在边币与法币的比价上，在边区是个有争论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稳定在物价上不可能，稳定在比价上必须要”，亦即“物价随环境，比价求稳定”；另一种意见认为“稳定在比价上不可能，稳定在物价上必须要”，亦即“比价随环境，物价求稳定”。两种意见，一直未能统一。1947年5月华北财经会议对此作了总结，取得一致认识。总结指出：“抗战时期（当时财政经济条件不可避免要依靠法币）特别是1944年到1946年上期（当时财政经济条件也可避免不依靠法币），我们金融方针，一直是物价随环境，比价求稳定的政策，实质上是随国民党通货膨胀政策而膨胀的膨胀政策。在货币斗争上依靠法币来稳定金融，是使本币跟随法币的跌价，放弃独立自主的方针。”同年9月林伯渠在兴县花园会议上，对边区银行工作的总结发言中也指出：“我们在政治上力争主动，金融上也应争取独立自主，华北财经会议上已得出结论，由此可见，过去对货币的思想和工作是有错误的。”
1947年3月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边区银行随政府转移，组织随军兑换所，保证部队供应，8月总行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边区。10月兴县会议决定陕甘宁边区银行并入晋绥西北农民银行，以西北农民银行币为统一货币，陕贸券与西农币1:1在两区同时流通，陕贸券停止发行，边区银行至此完成了历史使命。

陕甘宁边区银行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最早建立的一家银行。1937年10月在延安成立。它的前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首任行长曹菊如。总行以下按行政区分设绥德、关中、三边、陇东4个分行。分行以下设支行和办事处，分布于延安直辖市和分区各县。该行直接受边区政府领导。成立时资金为10万元，1941年边区政府财政厅拨给120万元，共130万元。银行业务除经营存款、发放贷款、办理汇兑外，还受边区政府委托发行边币、经理公债、代理金库、买卖金银、开展对敌货币斗争等。先后发行“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 (1937—1940)、“陕甘宁边区银行币” (1941年春—1948年1月)、“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 (1944—1948) 等货币。1948年1月，同晋绥边区的西北银行合并称为西北农民银行。同年12月，以西北农民银行、华北银行和北海银行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