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

鲁迅中篇小说《阿Q正传》中的人物。他是一个深受封建主义压迫与毒害的流浪雇农。他无家、无地，靠帮人打短工勉强度日，不仅经济上一贫如洗，精神上也受到严重的戕害。他“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精神胜利法”是他性格的重要特征。他夸耀过去，自尊自负又忍辱苟安，自轻自贱，始终不能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现实。惊人的健忘，使他记不清自己的耻辱和仇恨；受了强者的打骂和凌辱之后，却转而去欺负更弱小者。他原认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但当他看到革命使统治者惊慌时，却又对革命“神往”起来，幻想向欺辱他的人报复并得到钱财和女人，结果被当作抢劫犯枪毙。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不觉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的性格及其悲剧深刻地概括和反映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普遍存在的国民性的弱点，带有民族耻辱的深刻印记。作者塑造了这个性格复杂的农民形象，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又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角度进行揭露和批判，意在唤醒民众的觉悟。

阿Q

鲁迅中篇小说《阿Q正传》的主人公。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艺术典型。阿Q没有家，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完全靠出卖劳力为生。他社会地位低下，甚至连姓也不能有，而只被人当作会说话的牛马那样奴役和凌辱。但他却不能正视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习惯用幻想中的虚假的胜利，来代替现实中的真正的失败，在精神上“常处优胜”。他妄自尊大，常夸耀实际上并未存在过的“先前阔”和不可能有的“儿子阔”；他掩饰缺点，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并讳言一切近“赖”或“光”的字，有时甚至以丑为美，把它当作别人不配有的“光荣”；他自譬自解，被别人打了，就想“总算被儿子打了”，立刻因想象自己做了别人的老子而得意洋洋；他被迫自己侮辱自己之后，立即想到自己是天下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也不是‘第一个’么？”又高傲起来；他欺弱怕强，受到强者侮辱，便去欺负比他更弱的弱者如小尼姑，飘飘然地自以为胜利；受凌辱而实在找不到解释、也无处发泄时，他就用力打自己的耳光，仿佛打的不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又得胜地满足了。除了上述“精神胜利法”，他还受到封建主义很深的毒害，有着一套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如排斥异端，相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维护“男女之大防”等等。不过，这一切都未离开他作为一个农民的具体特点。他“真能做”，质朴，愚蠢，又具有小生产者的保守性和狭隘性，还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当辛亥革命消息传来，他从地主阶级的恐慌中直觉到革命对自己有利，便从反对革命到“神往”革命，进而想要“参加”革命。虽然他所谓的革命不过是想抢点东西，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报复性，但毕竟包含着改变生活地位的迫切愿望和合理要求。可是，他这种要求却为投机革命的“假洋鬼子”扼杀了。阿Q被“不准革命”，便又回到原先认为革命有罪、反对革命的思想状态中。不久，他又被“做革命党还不到二十天”的原把总当作抢犯抓住，并作为“惩一儆百”的材料枪毙示众。他至死未能觉悟。他被抓出抓进，却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有时本来要抓出抓进”，“并不十分懊恼”；他只是遗憾在法庭上画的圈不圆，甚至在被绑赴刑场时，还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有时未免要杀头的”，因而“泰然”；当他最后想喊“救命”时，已经太晚了。阿Q就是这样一个辛亥革命前后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的悲惨遭遇是旧中国农民奴隶生活的写照，反映出他们从物质到精神所受的严重残害。他的“精神胜利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落的统治阶级的病态心理在一个农民身上的具体反映。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特殊性中又有普遍性，反映出我国民族中那些不敢正视现实而又偏要用幻想来自我陶醉的人的共同特点，具有批判国民性锢疾的深广的社会意义。阿Q要革命而被不准革命并被杀害的命运，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小说发表不久，茅盾就指出“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读〈呐喊〉》)，鲁迅本人也引用过小说发表时使“许多人都栗栗危惧”的记载(《〈阿Q正传〉的成因》)，可见其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影响。二十年代，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就说“这部讽刺写实作品是世界性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转引朱正《鲁迅传略》)，五十年代不少亚非作家也认为阿Q“这个可耻人物的天才的创造越过了所有的国界”，阿Q精神“是被奴役过的国民所共有的”(见《文艺报》1956年第20号附册)。可见，阿Q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不朽的典型。

阿QQ

原为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后常用以称受到屈辱不能正视，反而自我安慰，自我解脱，并自以为胜利的人。例如：“文学上出现了阿Q，生活中就有很多很多的人再也不愿意作阿Q了。”(《人民日报》1956.10.16)“眼瞅着当年的班干部或是‘小调皮’成家立业，做了爸爸妈妈，我这当老师的不吃糖心里也甜。可能有人会说：你别阿Q啦！这些都是空的，但有了这种感受就不是空的。”(《人民日报》1989.9.9)

阿Qā qiū

又读音ā kiū名词。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的主人公，是辛亥革命时期想革命又未真正觉悟的农民典型。后来泛指麻木不仁、自卑自贱、盲目乐观，妄自尊大的人，用于贬义。
【例】 李泓一经常使用阿Q抑制肚肌法，现在又使用了出来，他伸手摸摸已经烫手的窝窝头，又把它放下…… (从维熙《风泪眼》)

阿Qā Q

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主人公，所谓的“精神胜利者”，即受了屈辱反而说自己是“胜利者”。1935年洪深《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第二章：“他所十分向往而一向不能到手的东西，忽然感到那真正到手时的满意，但实在并不曾到手，还许是始终不会到手的——这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

阿Q

鲁迅中篇小说 《阿Q正传》 中的主人公。阿Q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的典型形象，“精神胜利法”是其性格的主导方面。阿Q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环境之中，是一个被剥削、被压迫者，是一个连姓名、籍贯都没有的流浪汉和雇农。他一贫如洗，夜宿土谷祠，白天打短工，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活。阿Q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悲惨的地位，使他备受凌辱，但他却自轻自贱，自欺自慰，用 “精神胜利法”来掩盖他现实生活中的失败和屈辱，一方面他盲目地目空一切，一方面他又奴颜卑膝。阿Q在秀才家打短工时，因调戏秀才家的女佣人吴妈，而被秀才老爷赶出门来。当他为 “恋爱悲剧” 弄得身无分文时，为谋生计，只好到城里入伙偷盗。当辛亥革命的大潮波及未庄时，阿Q从县城跑回来。一向反对造反的阿Q，见远近闻名的举人老爷对此惊恐万状，于是也不免对革命 “神往”起来。正当阿Q沉浸在对 “革命”的幻想之中，却因秀才老爷家被劫案，无辜地被“革命党”抓入大牢，并最终被处决。作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沉笔调，塑造了阿Q这一艺术典型。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他不能正视自己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地位，而采用的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阿Q的性格，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下，在封建统治日趋没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种病态心理，再加之宗法思想的毒害，而形成的落后的“阿Q精神”。阿Q的性格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个性色彩也是十分鲜明的，而“精神胜利法”是他性格的主要方面。阿Q的性格内涵并非一个阶级或阶层所独有，而是包容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各个阶层所共有的一些性格因素。作者正是通过阿Q的生活悲剧与阿Q的典型性格，揭露出当时国民性的弱点，其用意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作者将“阿Q精神”当做一种带有极大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揭露出来，以引起麻木中的国人注意，从而达到唤起“民魂”的目的。

阿QA Q

main figure in Lu Xun’s novel The True Story of A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