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辨录
明代批评程朱理学的著作。十卷。明高拱著。高拱(1512—1578)，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嘉靖时进士。隆庆时，曾任首辅，政绩卓然。神宗时，为宦官排挤，罢官归里，闭门著书，抑郁而终。学术思想上深受王廷相的影响。
关于“理气”关系，主张“理与气俱”，气是理的基础，“气聚则理聚”，“气散则理散”（卷八）。理、气是相互统一的，“气即是理，理即是气，不得以相离”（卷十）。“理”并非宇宙最高精神实体，而是事物的规律，指出：“物，气之为则理之具。有物必有则，是此气即此理也”（卷十）。批评了程朱的“理先事后”说，认为“夫理也者，事之理也，既无其事，理于何有”（卷三）。
伦理学上，在许多方面批判程朱。首先，反对程朱把“性”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指出：“夫性一而已，将何者为气质之性？又将何者为义理之性乎……然气质之性，固在形气之中矣；而义理之性，乃不在形气中乎？不在形气之中，则将何所住著乎？”（卷十）严格区分了“性”和“理”两个概念：从外延看，“理”比“性”的外延大。“理”是泛指天下人物公共之理，而“性”只是指“人心所具之生理”；从内涵看，“性含灵而能应，理具体而无为。性存郛廓之中，厥惟恒秉；理随事物而在，各有不同”（卷二）。否定了程朱的“性即理”的说法。
其次，在“义”与“利”的关系上，认为“义”并不是离开“利”的空洞概念，而是公共利益的总和，“义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亦利也”（卷一）。指出“徒以不言利为高”的错误在于“不识义利、不辨公私”。
第三，在“义”与“力”的关系上，一方面主张“以义用力”，即“力”离不开“义”；若离开“义”，则“力”乃为“轻力”，即破坏力量。另一方面主张“以力成其义”，正义之举“必用力而后能济，则力皆义也”。总之，义、力二者并非绝对不相容，而是相辅相成的，“力”要以“义”为基础，“义”要以“力”为保证。
第四，在“理欲”关系上，主张“理欲不相立，人心无二用”（卷二），天理即在人欲中，绝无远离人欲的天理。批判了“存天理，去人欲”的观点，指出：“遏人欲即是存天理，岂一边存天理又一边遏人欲乎？”（卷二）主张给人的情欲以合理的道德地位。
认识论上，十分强调“闻见之知”在认识中的作用，辩证地阐述了“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关系。指出：“闻见之知，乃德性之资；德性之知，为闻见之赐也。”（卷三）即“德性之知”并不是先验就有的，而是由善学好问而来的。认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乃是“择善固执之事，千古为学之正路也。条件分明，工夫分明”（卷二）。对王阳明的“良知之说”进行了批评。
历史观上，对历史循环论进行了批评，指出历史并不是按“三统”循环往复的，所谓“三统”说只是“后人附会之说也”（卷八）
方法论上，提出“经权”统一说。认为二者相须相成，“权”不离“经”，凡“经”皆“权”。指出：“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无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正也。”（卷六）主张在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时，应该对问题作全面的考察(“圆”)，切忌片面性(“方”)；要从运动和联系中把握事物，避免孤立、静止地看问题，此即“圆而通”的方法。
收入《高文襄公集》，有明万历年间刊本和清康熙年间刊本。
十卷。明高拱撰。高拱字肃卿，新郑（今属河南）人，嘉靖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此书取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疑义，逐条辨驳，既有不少精到之见，也有一些推求不当之处。该书不以朱熹地位之高而苟同苟异，大胆辨难，独抒己见，足以成一家之言。高拱另有《春秋正旨》行世，《四库提要》已予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