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带刀入宫案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召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入宫。长孙无忌忘记解下佩刀便直入皇宫，待其出宫时，守门校尉才发觉。在当时，臣子携带兵器入宫禁是很严重的事件，被视为对皇帝的不敬和威胁。案子上报给太宗后，太宗亦觉难办，因为长孙无忌是太宗长孙皇后之兄，太宗与他素来亲厚。便援用“八议”之法，召集大臣于朝堂，议此案如何处置。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道：“监门校尉不觉无忌带刀入宫，罪当死；无忌误带刀入，可处徒刑三年，罚铜（铜钱）二十斤。”太宗欲从此议。大理少卿戴胄提出不同意见：“陛下若念无忌之功劳，便不由法司依法律处断，若依法律，仅罚铜是远远不够的。守门校尉因无忌而致罪，若论过失，二人一样。若一人生，一人死，有悖于情理。请对校尉也从轻发落。”最后，太宗在群臣广议的基础上，终于将长孙无忌与守门校尉皆免死。本案的审理过程，除了体现“八议”的宗旨外，还体现出“比事类推”的原则。所谓“比事类推”，就是当律书中对某种犯罪无直接适用条文时，可比照律书中之最接近的事条，量刑定罪。唐律中并无专讲误带兵器入宫禁的条文，而大臣所援引者，皆为《职制律》中的御前过误诸条，其中规定了以下过误及处罚：“诸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者，医官绞；诸造御膳，误犯食禁者，主食者绞；诸御辜舟船，误不牢固者，工匠绞。”以上过误与带刀入宫，虽事类不同，但都是对皇帝所犯的过失，性质是相同的，故可用来比附量刑。按唐律，上述过误都属“十恶”中的第六恶“大不敬”，而凡入十恶之罪者，不得援用八议的原则，集议减刑。但带刀入宫，律无正条，十恶也不载，只是与上述诸御前过误比附类推，故仍可进行八议。商议的结果是，长孙无忌并非故意带刀入宫，所犯又非十恶，可以免死，而守门校尉非八议之人，本不当免死，但戴胄等认为，二人所犯性质相同，一生一死，有悖情理，太宗乃采纳他们的意见，将二人皆赦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