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修次著《唐代拟魏晋六朝诗的风气》

1985年发表于《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7集。
这篇论文着重考察了唐代拟魏晋六朝诗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的产生及其原因，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作者认为，盛唐时期以“拟××体”、“效××体”的形式拟作过去的诗体，不是普遍的倾向。从中唐的皇甫冉、戴叔伦、权德舆等人开始，经过李绅、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直到晚唐，拟作之风愈煽愈炽。从现存的唐诗来看，在中唐以后的诗人中，拟作过魏晋六朝诗的诗人有皇甫冉等十七位，诗题中标明的样式有“学玉台体”、“效何记室体”等数十种。此外，咏名诗、八音诗、建除诗、六府诗、三妇诗等也是仿六朝人的诗作。中唐以后诗人拟六朝民歌的风气也很盛，除李商隐的《又效江南曲》外，还可以举出咏苏小小墓的诗为例。《玉台新咏》中载有《钱唐苏小小歌》，中唐以后即有一系列以苏小小墓为题材的作品产生。由此可见，中唐以后诗人们热衷于拟魏晋六朝诗的风气十分盛行。
同时，作者还深入地探讨了中唐以后拟魏晋六朝诗的风气持续不衰的原因。其一是这一现象说明了要求更新诗体、更新诗型的潮流。其二是中唐以后李、杜的声望大大提高了，李、杜都非常推崇魏晋六朝诗人，并咀嚼、吸收其诗歌创作的营养，从而构筑了自己的诗歌的世界，这一点强烈地刺激了中晚唐诗人。其三是科举考试屡从《文选》命题，士人接触六朝诗文的机会很多。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子是文宗开成二年科举考试的试题是“霓裳羽衣曲”，指定用齐梁体。李商隐就在这一年及进士第，他的应试之作今虽不传，但白居易的“齐梁格”和刘禹锡的“齐梁体”便做于开成二年至四年，大概与当年进士试题中指定用齐梁体的直接刺激有关。作者认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复古与追求新诗体的气氛相冲激，便产生了对六朝诗歌再认识的机运，造成了拟魏晋六朝诗的风气。
在不断追求新事物的同时，人们也会对传统的社会现象进行再认识，在中国尤其如此。韩愈、柳宗元在鼓吹革新精神时的旗帜就是提倡复古运动，这并非简单的回归，而是在更好地了解传统的基础上，向新的方向进军。中唐以后拟六朝诗的风气与之相呼应，便出现了种种新的诗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