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花卉wild flowers

现在仍在原产地处于天然自生状态的观赏植物。野生花卉与栽培花卉关系密切，并且是相对而存在着的。栽培花卉由野生花卉经选育栽培而成；现在很多野生花卉可望是将来的栽培花卉。
野生花卉是地方天然风景和植被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是现有栽培花卉的祖先，更多的是未来栽培新花的源泉，还是花卉育种的重要物质资源和原始材料。因此，很多国家十分重视野生花卉，如在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丹麦、波兰、以色列和日本等国，各种野花图志、画谱、日历、明信片、幻灯片乃至研究专著，纷纷问世。
中国被西方誉称“世界园林之母”，不仅因为她是大量名花的故乡，而且野生的奇花异草十分丰富，有些还是全球特有的珍稀种质资源，很多国家对中国野生花卉发生了浓厚兴趣。中国花卉育种工作者也从野生花卉的引种、尤其是作为杂交育种亲本的引种中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如利用野生金花茶杂交育种，获得黄色大花山茶新品种；用安徽天柱山的野生毛华菊(Dendranthema vestitum)以及其他6种野生菊花与早菊远缘杂交，育成抗逆性强、低矮密花、五彩缤纷、耐粗放管理的地被菊新品种群，等等。
要想保护、利用野生花卉，首先要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在中国野生花卉种质资源的调查、采集方面，西方国家和日本已做了一二百年的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英人威尔逊(E. H. Wilson)和福礼士(G. Forrert)，前者在1899～1918期间5次来华，采得的珙桐、王百合等珍贵观赏植物，不少已是世界性嘉木与名花；后者于1904～1930年7次来华，着重采集了多种高山杜鹃花和报春花。英国人赞称：没有云南的杜鹃花，就没有英国园林。可见中国野生花卉对世界园林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进行调查、采集、引种、筛选野生花卉资源的工作，是近年才开始的。1982年周家琪等发表了在陕西火地塘一带野生花卉的调查报告，是系统调查野生花卉的第一报。以后，东北、西南乃至全国都开展了调查、采集、引种工作。并有《四川珍稀植物及花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西双版纳热带野生花卉》(农业出版社，1988)等专书先后问世。中国野生花卉的调查研究工作已走上正轨。
环境园艺要求从生态角度出发，栽培并配植抗污染甚至吸收多种有毒气体的观赏植物；生态园林则着眼于生态学原理，要求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做到“适地适树”、“适地适花”。如亚热带林间的多种野山茶(Camellia spp.)，就是抵抗并吸收二氧化碳的“能手”；热带林下的野生秋海棠(Begonia spp.)、野生凤仙(Impatiens spp.)和大黄栀子(Gardenia sootepenis)等，是耐阴性强的未来室内盆花素材。还有喜阳、抗旱、耐热而生命力特强的热带野花，如虾子花(Woodfordiafruticosa)、葡叶鱼黄草(Merremia vitifolia)等，则很可能在未来的南方生态园林中大显身手。
刘明德、刘淑芳、刘名伟(1988)在辽宁野生花卉调查、引种中，以区域气候的分类为基础，以地貌为特征，根据各植被区域野花的生态学特征，将辽宁野生花卉划为5个区。他们通过几年实地工作，认为正确选择引源地区，根据引种野生花卉的生态型、生物学特性来确定主导因子，是引种驯化工作成功的关键。引种野生花卉的主要方式，应该是采种。这些实践的总结性意见，应是开展野生花卉调查、引种的正确途径。
中国野生花卉种质资源，充满了遗传多样性，它们是丰富多采的，也是十分珍贵的。对于这些宝藏，既要珍惜、保护，更要合理开发、利用。而最好的保护，就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合理开发与利用。例如原产于广西的多种金花茶，已有不少在原产地濒于绝种（如平果金花茶等）。自从在广西建立自然保护区和金花茶基因库并开展远缘杂交育种后，不仅保护了原来濒危的野生种，而且通过远缘杂交育种，育成了开金黄色大花的山茶新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