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别具一格的思维特点

邓小平是个实践家，凡事注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总是把了解中国的国情作为实践的第一目标，作为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由于他注重实践，由于他同祖国大地那种血肉般的联系，所以他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了解和认识，比他同辈的许多人都要深刻得多，具体得多。他具有沉静的抽象思维习惯和广阔的想象力，并把它们同现实的实践活动紧密地结合。他善于抓住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点，这是他能够集中全党的智慧，善于总结历史和现实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教训，善于吸收和借鉴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通过科学的预见和形象化的思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1) 善于总结。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外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从总结我国近代历史和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验所得出的结论。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近代落伍了，这里固然有许多方面的因素，而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77页)建国以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因此，邓小平说：“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7页)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闭关自守将成为井底之蛙。中国人民是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才懂得这个道理的。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邓小平认为： 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开放的。他指出： 坚定不移地实现对外开放，是我们站在落后的起跑线上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必由之路。
邓小平善于总结的特点不仅仅是表现在对外开放上，而且还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方面，比如他深刻、全面、科学地总结了 “文革” 之所以能够发生，最带根本性、决定性的原因： 就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削弱以致破坏。种种的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致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纠正 “文化大革命” 的发动和发展。这一科学的总结，反映了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 产生原因的深刻认识。历史的进步往往是对历史性灾难的补偿。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的论断，正是从国家与民族的曲折历程和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中得出的深刻结论。
(2) 善于结合。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能够自觉地、巧妙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创造性地适用于自己的实践之中。早在抗日之初，他就指出： “每一个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于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必须精细地研究，并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这将成为今后克服严重困难，取得抗战胜利与战后建国的重要保障。”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44页)邓小平在1943年11月召开的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的讲话中更是明确地把我党历史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对比，以说明中国革命在1935年前的几次重大挫折和1935年后的节节胜利，关键都在于是否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建国之后，邓小平仍然一如既往地强调要在 “结合” 二字上下功夫。在1956年11月17日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专门阐述了有关马列主义要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他指出： “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 1卷，第258页)在1977年以后，邓小平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就更多、更形象了。他说：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8页)邓小平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他在认真分析和研究了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之后，提出现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理论，由此，不但恢复和发扬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等问题。既正确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了我国发展的特殊规律； 既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的社会目标，又体现和包含了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所具有的独特道路。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党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以及当代国际国内的新的具体实践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3) 善于进行科学的预见。邓小平深知科学预见的重要性，能够统一全党的认识，坚定全国人民奋斗的信心，他凭借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精辟的判断力，站在科学的高峰上，预见未来的前景。
随着按劳分配原则和经济责任制的实行，必然有一些地区、企业和个人先富起来，这种分配上出现的不平衡性，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过程，没有这种不平衡，经济发展就不会有动力和效率。邓小平早就预见到这一点。他在1978年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页)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其鲜明的目的就是要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的。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也不等于同等富裕，如果大家要求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其结果只能导致平均主义和共同贫穷。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两极分化主要指阶级分化，只能在私有制条件下产生。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产生两级分化的条件，邓小平在1984年6月会见日本朋友时指出： “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这样，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发生两级分化。”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3页)以后他多次强调指出： 我们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一方面是为了 “有水快流”，充分挖掘生产要素的潜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更好地发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几年的实际情况完全证实了邓小平梯级推进的构想是切实可行的。
(4) 形象化。形象思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思维形式，它不仅存在于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之中，而且也存在于科学的创造之中。形象思维是通过具体的、个别的形象来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联系。邓小平始终把思维的起点植根于实践的土壤之中，并且总是用生活中形象生动的比喻把深刻的道理简明化、形象化，使之成为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为之努力奋斗的旗帜。邓小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直接交给群众，他先后总结和借用了群众中广为流传的许多生动形象的语句，比如： “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摸老虎屁股”、“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摸着石头过河”等许多著名的观点，寓深刻的哲理于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之中。邓小平提出的理论深入浅出，为中国的老百姓喜闻乐见，并被广大群众迅速掌握，因此成为一部具体的大众哲学，并在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