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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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以出版物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的自由，是表达自由的组成部分，也是公民的基本自由之一。它与言论自由形式上的区别在于言论自由是口头表达观点和意见，而出版自由借助的是文字形式。在社会效应上，出版物较之口头形式影响一般要广泛和持久。但严格的区别容易引起歧议。最早限制出版自由的方法是许可证制度。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于1644年在其《出版自由请愿》一书中对许可证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抨击。这是倡导出版自由的先声。自此以后，出版自由逐渐地得到了理论的支持、社会的承认和法律的确认。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宣称出版自由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国会不能制定禁止出版自由的法律。到了20世纪，越来越多的国际公约对出版自由作为人权加以肯定。在当今世界，绝对的出版自由固然不可能有，但绝对地杜绝出版自由更是不得人心。问题的焦点还在于对于出版自由的限制以何种方式、在哪种程度上是合理的。历史的经验是重要的，但就是如英美以自由法治自诩的国家，留下的也不是完全成功的历史。美国国会1798年制定的《谋取法》就规定描写政府及其官吏的虚假文字为非法。普遍可以接受的法律限制是：
❶ 不得煽动暴力、颠覆政府或危及公共安全；
❷ 不得损毁他人人格、名誉；
❸ 不得败坏善良风俗。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运用这些标准则仍是令人困惑的问题。限制出版自由的制度，根据进行限制的时间的先后，可分为“事前限制”和“事后制裁”。事前限制又称预防制，是指书籍、刊物等在出版以前都要接受国家主管机关的检查，这种制度基本上已被摒弃。但在美国仍有政府和市政府要求电影在公演前要先领取许可证。“事后制裁”又称“追惩制”，指言论与出版不受事前检查，但如表达或出版后构成违法得依法进行制裁。这种制度为大多数国家所称道。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部宪法都规定了出版自由，建立了出版制度。从总体上和发展趋势看，出版自由将日趋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