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人之赋

语出扬雄《法言·吾子》：“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此就赋的类别而言，指极尽丽靡之辞而偏离中和法度的赋作。其与儒家批评“郑风淫”思想一脉相承。

辞人之赋

扬雄把片面追求形式的赋作称为“辞人之赋”，其代表人物是宋玉、唐勒等人。其《法言·吾子》说：“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淫，烦滥放荡，在赋中表现为过分雕绘的辞采，过多的铺陈手法，而缺少的恰恰是讽谏精神。对“淫辞之淈法度”的危害，扬雄有切身的体会，《汉书·艺文志》载：“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司马迁也持这种看法：“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没有讽谏精神，就没有教化作用，这就违背了《诗经》之旨。当然对《诗经》之旨扬雄与司马迁的理解各不相同。扬雄主张文学宗经、征圣，认为《诗经》中的作品都符合封建道德教化，这显然是对《诗经》作品的一种曲解。司马迁认为：“《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把《诗经》作品都看成郁愤激发的结果，对后世影响极大，但似不能全面概括《诗经》精神。不过他们都强调形式为思想内容服务，对文学作品基本性质的认识是不错的。扬雄把形式主义的赋体称为“辞人之赋”，指出这种赋的根本缺陷，对赋的健康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