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同假说convergence hypothesis

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差距逐渐缩小，相同点不断增多，最终可能走向同一种社会形态的说法。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应当是亚当·斯密所描述的那种社会： 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下，人们按自己的意愿去从事各种活动，以便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个人的这种行为方式不但不损害社会与集体的利益，反而恰恰使得经济体系总是处于均衡的状态，生产不断发展，社会福利得到提高，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政府无需对经济施加干预，它只要保证经济系统能在良好的外部环境下运行、保证竞争的充分进行就可以了。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停滞、失业剧增，整个经济处于萧条状态。资本主义国家中越来越多地依靠政府的作用来调节经济以及各集团利益之间存在的矛盾，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计划性都有不同程度地加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是通过制定中长期发展计划来达到实现经济起飞的目的。公有部门不断扩大，公共支出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另一方面，19世纪末出现的垄断组织使得资本主义经济中自由竞争的优势受到很大冲击，虽然各国纷纷制定反托拉斯法以阻止垄断的形成与发展、保护竞争，但是各种类型的垄断组织正方兴未艾，规模继续扩大。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政府负责制定中长期的经济发展计划，再分阶段制订每一年的短期计划。短期计划相当详细，甚至为各个部门、各个企业安排了生产计划，然后下达交各经济单位去完成。资本主义社会意义上的市场几乎不存在，价格、工资、利率等等市场信号被长期固定，成了统计与计划平衡的工具。企业无权无责，没有竞争压力，生产效率低下。而社会主义政府为确保公有制的绝对地位，严厉禁止私有经济的存在。这种经济类型适合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可以通过国家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调动人力、财力与物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集中性计划经济的弊端也日益突出，并严重妨碍了生产的发展，人们生活长期得不到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改革，让企业具有经营的自主权，自负盈亏，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与经济效益，企业之间展开了竞争。开放市场，使价格、工资、利率等指标真正成为市场信号，反映供给与需求的变化情况。市场体系正在不断健全。生产者与消费者可以在市场上直接传递信息，政府只从宏观层次上、在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中进行控制和指导，计划的集中性下降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允许私有经济的发展，以作为对公有经济的补充。股票、债券市场正在蓬勃开展，金融市场也在不断地完善之中。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是原来彼此对立的两极，而相互借鉴有用的经验，相似点不断增强。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之所以产生趋同的现象，是因为存在着一个比一切体系都好的最优化体系，它是吸收综合了所有其他体系的优点而得的，它通过计划避免市场中的无政府状态，又以市场竞争来保证经济有效地运转、资源达到最优配置。所有经济都是混合经济，只是不同体制的国家中，公有成分的比例与私有成分的比例不尽相同而已。实现这一趋同的途径是通过国际间经济、文化、技术、军事等方面的交流，使得各国都能够向最先进的技术水平、管理方法以及最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方式学习。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同意这种趋同假说，认为近年来，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已经难以奏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自由主义思潮再度兴起，这预示着政府干预程度的下降。不存在一个优于现存体系的最佳体系，经济体系都会有利有弊，人们的看法不同，选择自然也不会相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对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水火不相溶，永远不会趋同。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政府干预以缓和经济与政治发展中的矛盾，但是无法根除其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可见，如果趋同假说指的是全世界各国在技术水平、管理方法、消费行为等方面的共同点增多是可以接受的，这是各国交流不断加强的结果。但如果指的是社会制度的融合，那就是空想的、错误的。

趋同假说Convergence Hypothsis

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在由彼此对立的制度模式向彼此相似的制度模式转化的学说。这一学说最早是由谁提出的，我国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西方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前途问题的论战。西方经济学家勒纳把涂泽资本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成是一个极端，把主张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所谓 ‘社会主义’ 的观点看成是另一个极端，然后不无赞许地把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等社会主义同情派的 ‘竞争的社会主义’ 观点称为 ‘合’，并认为 ‘竞争的社会主义’ 既非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而是撷取市场机制和计划经济之长处的中间道路。他的看法，或许可以说是开经济制度趋同论之先河。” (刘义圣等，1989)。有人认为“从熊彼特1942年在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 一书中提出的 ‘在资本主义体制范围内逐步社会主义化’ 的理论，到丁伯根(Jan Tinbergen) 在1961年发表《共产主义经济与自由经济是样板式趋同吗？》一书，‘趋同论’ 基本形成，此后，引发出众多的 ‘趋同论’ 者。” (辛向阳，1990)。有人认为 “资产阶级 ‘趋同’ 理论，是被迫承认社会主义的成就和优越性的产物。这一思想是美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索罗金 (P. A. Sorokin) 在1944年出版的 《俄国与美国》 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并在他的另一著作 《我们时代的基本趋势》(1964年) 中进一步加以发挥。索罗金研究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哲学、伦理、刑法、教育、体育和娱乐、艺术、宗教、家庭和婚姻、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他从这12个不同的领域，得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趋势 ‘相同’ 的结论。” (傅殷才，1989)。有人则认为“‘趋同’ 一词。原为生物学术语，亦称 ‘趋同进化’，指为了适应相同的环境条件，并无亲缘关系的生物会发育出彼此相似的结构。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强调计划化的荷兰发展经济学家丁伯根引入经济学，后由社会学家扩展到社会学。” (于光远主编，1992,P. 224)。美国经济学家白金汉(W. S. Buckinghan)、加尔布雷斯 (J. K.Galbraith)，未来学家托夫勒 (A. Toffler)等，是“趋同论” 的重要代表人物。
但是，“趋同假说” 的具体内容，可谓众说纷纭。广义的 “趋同论” 涉及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而狭义的 “趋同论”则主要集中在某一方面。下面，侧重从经济方面对“趋同论” 的内容作简单概括： (1)技术决定论。索罗金认为，从技术发展水平看，两种制度是彼此相似的。罗斯托 (W.Rostow)把采用新技术和传播新技术成果看成是经济成长的源泉和基础，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经历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成长阶段 (罗斯托，1960)。托夫勒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第三次浪潮即以应用电脑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面前，它们都过时了。“因为今天，惟一最重要的政治冲突，不再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冲突，支配和被支配的种族集团之间的冲突，或者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今天，决定性的斗争发生在那些试图支撑和保存工业社会和那些准备超越这一社会的人们之间。” (托夫勒，1995,P.104) (2) 所有制对立的淡化。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对本国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公有经济 （主要是国有经济） 和私有经济并存于一个国家成为普遍现象。于是，有些西方学者在比较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 （包括经济体制） 时，不是把所有制作为与其他因素相并列的变量，就是把决策 （而不是所有制） 当作分析的基本单位，从而冲淡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决定作用 (埃冈·纽伯格等，1984,P. 5)。有些学者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展开过有关公有制对私有制的残酷斗争。许多人为了这个问题而真正地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双方所想象的都不是一个新的财富创造制度。这一新的财富创造制度，实际上将使双方的论点都不合时宜。因为，未来社会最重要的财产形式是无穷尽的、无形的超级符号——知识，它与工厂和田地的有限性是不同的，同样的知识可以同时为许多人用来创造财富，并产生更多的知识。因而公有或私有的观念将过时(托夫勒，1995)。(3) 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丁伯根在1967年发表的论文 《东西方经济的趋同现象》 中指出，东方的共产主义国家感到必须减少集中计划的项目，给企业更多的权力，西方的非共产主义国家面临着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计划化等问题。加尔布雷斯在1967年出版的《新工业国》 一书中指出，在资本供应方面，由于工业化的要求，不论所采取的方法如何，都会导致强有力的两种制度趋同的倾向。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认为，前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缺少激励和市场 (斯蒂格利茨，1993)。(4) 国家对经济包揽一切或什么都不管的信条已过时。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不可避免； 而随着社会主义中央集权经济在实践中的低效率，国家对经济包揽一切的不现实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这样，国家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同时保持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共同要求。加尔布雷斯解释这种现象说明，科学技术进步改变了“工业体系” 的资本主义性质，也要求加强国家的经济作用和制定国家垄断调节的各种措施，这是工业实现计划和 “专家组合革命”所必须的 (加尔布雷斯，1973,P. 17)。托夫勒认为，未来社会“新的财富创造需要大量的知识、大量的信息和大量的传播，中央计划经济完全无法适应。” (托夫勒，1995,P. 62)(5) 收入差距相似。丁伯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运用行政命令实行收入均等化，而结果被迫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工资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收入差距扩大(转引自傅殷才，1989)。加尔布雷斯在 《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中承认，资本主义社会里未完全消除收入不均现象，但只要进一步缩小不均等现象，并采取一些其他措施，就会使两个系统（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两种制度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趋于一致。西方“福利社会” 的出现，被认为是收入均等化、社会主义化的重要特征。
以上“趋同论” 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自身演变在经济上的发展趋势，反映了人类社会在经历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阶段的一些共同规律，如经济增长阶段的渐进性、经济成份多元化、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国家对经济的间接调控以及收入分配上对效率与公平的兼顾，等等，对这些规律预测的准确性，说明了该学说中包含了许多科学成份。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确是存在于当今世界的两种不同的制度，由此也决定了两种制度在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过程中，要吸取资本主义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成果，遵循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但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文化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些规定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实行的。实际上，即使在基本经济制度相同的国家，因各国国情的不同，其经济体制、经济政策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如同样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美国是消费者导向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法国、日本则是行政管理导向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德国和北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却又是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由此也导致它们在具体政策上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如美国没有全国的经济计划，而法国、日本则非常重视有计划地发展经济，产业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很认真，德国政府及其地方政府也都有中期、短期计划，等等。所以，我们对“趋同假说”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较量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具体体现，我们把握了这一规律，也就把握了人类社会的未来。把社会发展的一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坚持走自己的路，是比较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