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数量论

资产阶级的货币理论之一，一种关于货币流通量与商品价格关系的庸俗观点。最早由17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提出，后为英国洛克、休谟、李嘉图等所发展。认为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并随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增减而同比例提高或降低。只看到货币和商品的相对价值，认为它们都是在流通中才取得价值。不了解如果它们不先具有内在价值，是不能进入流通的。

货币数量论Quantity of Money

指产生于17、18世纪关于货币数量变化与物价水平变化关系的经济理论。这一理论常用于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有关因素的分析。这种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积累的货币只是提高了价格，则重商主义者所追求的贸易“顺差”，就只会增加货币供应量，却不会增加财富。这种理论不仅在19世纪自由贸易战胜保护主义中起过积极作用，而且对20世纪之后的经济周期理论、外汇汇率理论、货币主义理论都有一定的影响。至今不乏有政府在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而控制物价、就业和经济增长。

货币数量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关于流通中货币量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论。其基本观点是，商品的价格水平和货币的价值是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价格水平与货币数量成正比例变化，货币价值与货币数量成反比例变化。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愈多，商品价格水平愈高，而货币的价值愈小； 否则亦反之。货币数量论是一种关于物价水平决定的理论。最早提出货币数量论的是16世纪法国重商主义者J.波丹 (J.Bodin)，他曾用货币流通量的变动来解释16世纪西欧的物价波动，认为 “价格革命”是金银大量流入，货币流通量增加的结果。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J.洛克 (L.Loeke) 和D.休漠(D.Hume) 进一步发展了货币数量论。洛克认为，在产量不变的条件下，货币数量的增加必定使货币的价值减少。休漠认为，金银作为货币，完全靠它们在社会交换过程中的职能，才具有自己的价值。货币是用来计算或代表商品的价值符号。在商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增多，商品价格就会同比例提高。大卫·李嘉图根据1797年英格兰银行停止银行券兑现以后许多商品价格上升的事实，得出了这一结论： 商品进入流通之前没有价格，货币没有价值，商品价格与货币价值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I.费雪 (I.Fisher)提出了货币数量论的费雪方程式，即：

MV=PT

或者

P=MV/T

在这一方程式中，M为货币数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T为经济中的交易总量，P为价格水平。在长期中，货币流通速度是相当稳定的，根据充分就业的假设，经济中商品与劳务的交易总量也是既定的。这样的价格水平与货币数量同比例变动，即“货币数量增加的正常影响之一，是一般物价水平确切地按比例增长”。费雪方程式又被称为交易方程式，它强调了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从交易的角度来说明货币量与价格水平的关系。以后英国经济学家A.马歇尔和A.庇古提出了货币数量论的剑桥方程式，即：

M=KPY

或者：

P=M/(KY)

在这个公式中，M代表货币量，Y代表国民收入，K代表人们手中持有的货币量与国民收入的比例，P代表价格水平。当K与Y不变时，价格与货币量同比例变动。由于K=1/V，这两个公式在解释货币数量与价格水平的关系上是一致的。但剑桥方程式强调了货币需求，又被称为现金余额方程式。费雪方程式和剑桥方程式是早期货币数量论的代表。美国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代货币数量论，从分析货币需求入手，说明了货币供给量在经济中的决定作用。

货币数量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关于货币数量变动与物价及货币价值变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理论。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价水平的高低和货币价值的大小由一国的货币数量决定。货币数量增加，物价随之正比上涨，而货币价值则随之反比下降。早期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查尔斯·路易斯·孟德斯鸠和英国经济学家大卫·休谟。

货币数量论

关于名义总收入只决定于货币数量变动的理论。该理论还提供了一种对物价水平变动的解释，即认为一个经济体系的物价水平与其货币供应量成正比例变动。货币数量论以费雪交易方程式为依据，只考虑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作用，而未考虑货币作为价值贮藏的作用。参见“费雪方程式”。

货币数量论

关于货币流通量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关系的一种西方货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商品价格和货币价值的升降由货币数量的变化所决定。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商品价格水平与货币数量成正比例，货币价值与货币数量成反比例。流通中的货币愈多，商品价格就愈高，货币价值愈小。货币数量论最初的倡导者是法国的让·博丹。他认为从金银流入量过多，价值被降低的角度，解释了十六世纪后半叶法国的物价上涨现象。此外，意大利人达万查蒂、法国人孟德斯鸠在货币数量论上都居重要地位。十八世纪英国的洛克和休谟进一步发展了货币数量论。古典经济学派的大卫·李嘉图、詹姆士·穆勒、约翰·穆勒等人，对这一理论加以综合和发展。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货币数量论又有新的发展，其特征是用公式进行表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美国的费雪，他在《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的以交易方程式为核心的现金交易数量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货币数量论体系。英国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皮古等人则提出了以剑桥方程式为核心的现金余额数量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皮特以所得型方程式为核心的所得数量说。随后，美国人M·费里德曼在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对货币数量论中的 “交易方程式” 和 “剑桥方程式”提出了一些对照分析，创立了 “现代货币数量说”，被称之为货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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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数量论

关于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关系的一种理论。
货币数量论产生于16世纪欧洲的“价格革命”。1568年，法国早期重商主义者让·波丹在《答马来特劳先生自相矛盾的议论，关于一切物价上涨及其救治方法》一书中，将16世纪欧洲大陆的物价飞涨直接归咎于南美大量金银的流入。1581年，英国重商主义者海尔斯与斯塔福德也在他们的《对话集》 中，把“有无数的金银从东印度群岛和其他国家搜集得来”作为欧洲大陆物价上涨的 “十足可能的原因”。显然，将欧洲大陆的物价波动与美洲大量金银流入相联系，是最早的货币数量论思想。
17世纪末到18世纪，货币数量论有了很大的发展，洛克、休谟等诸多学者都对货币数量与一般物价水平的关系问题有过众多的论述。而约翰·希里斯科则最先尝试将货币数量论的基本命题用数学公式加以表述。1694年，他在 《关于近期公债……讲演》一书中，将可使用的货币数量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存在某种关系的思想表述为贵金属存量与所交易的商品价值之间的某种关系。然而在希里斯科的方程中没有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变量，显然他是没有认识到流通速度的作用。1771年，享利·劳埃德在他的《论货币理论》中，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方程。但遗憾的是，劳埃德方程中也同样忽略了货币流通速度的作用。
19世纪初，诸多学者对流通速度在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的关系中的作用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论述。有： 克劳斯·克伦克的《实物租税制及其作用效果的研究》 (1804年); 约瑟夫·兰的 《政治算术原理》 (1811年); 卢卡·塞缪尔·卡纳茨的《政治经济学讲义》 (1813年) 以及塞缪尔·特纳的 《致赖特·霍恩、罗伯特·皮尔的一封信》 (1819年) 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840年，约翰·卢伯克在他的匿名著作 《论通货》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较早期数量方程式更复杂的方程，并指出，可使用的货币数量的不同成分的流通速度存在着差异的可能性。显然，这种可能性使货币数量变得复杂化，也使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的关系变的复杂化。19世纪中叶，勒瓦瑟、鲍恩、罗雪尔和劳等人也都提出了不同的数量方程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数量方程式的不断完善，货币数量论也逐渐形成较完整的理论体系。1885年，美国学者纽康芒在 《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次将货币数量论的基本命题表述为：

1907年，甘末尔在其所著的 《在与一般物价的关系下的货币与信用工具》一书中，将纽康芒的公式演变为：

式中，m为货币数量； r为货币周转率； n为交易的商品数量； e为商品周转率； p为一般物价水平。
1911年，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出版《货币的购币需求的调节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在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中，货币是一种最具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资产，货币与其他资产的抉择正是以货币的 “替代效应”为基础的。

货币数量论money quantity theory

关于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关系的一种理论。
货币数量论产生于16世纪欧洲的“价格革命”。1568年，法国早期重商主义者让·波丹在《答马来特劳先生自相矛盾的议论，关于一切物价上涨及其救治方法》一书中，将16世纪欧洲大陆的物价飞涨直接归咎于南美大量金银的流入。1581年，英国重商主义者海尔斯与斯塔福德也在他们的《对话集》中，把“有无数的金银从东印度群岛和其他国家搜集得来”作为欧洲大陆物价上涨的“十足可能的原因”。显然，将欧洲大陆的物价波动与美洲大量金银流入相联系，是最早的货币数量论思想。
17世纪末到18世纪，货币数量论有了很大的发展，洛克、休谟等诸多学者都对货币数量与一般物价水平的关系问题有过众多的论述。而约翰·希里斯科则最先尝试将货币数量论的基本命题用数学公式加以表述。1694年，他在《关于近期公债……讲演》一书中，将可使用的货币数量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存在某种关系的思想表述为贵金属存量与所交易的商品价值之间的某种关系。然而在希里斯科的方程中没有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变量，显然他是没有认识到流通速度的作用。1771年，享利·劳埃德在他的《论货币理论》中，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方程。但遗憾的是，劳埃德方程中也同样忽略了货币流通速度的作用。
19世纪初，诸多学者对流通速度在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的关系中的作用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论述。有：克劳斯·克伦克的《实物租税制及其作用效果的研究》(1804年)；约瑟夫·兰的《政治算术原理》(1811年)；卢卡·塞缪尔·卡纳茨的《政治经济学讲义》(1813年)以及塞缪尔·特纳的《致赖特·霍恩、罗伯特·皮尔的一封信》(1819年)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840年，约翰·卢伯克在他的匿名著作《论通货》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较早期数量方程式更复杂的方程，并指出，可使用的货币数量的不同成分的流通速度存在着差异的可能性。显然，这种可能性使货币数量变得复杂化，也使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的关系变的复杂化。19世纪中叶，勒瓦瑟、鲍恩、罗雪尔和劳等人也都提出了不同的数量方程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数量方程式的不断完善，货币数量论也逐渐形成较完整的理论体系。1885年，美国学者纽康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次将货币数量论的基本命题表述为：
货币数量×货币流通速度=交易的商品与劳务量×物价水平
1907年，甘末尔在其所著的《在与一般物价的关系下的货币与信用工具》一书中，将纽康芒的公式演变为：

式中，m为货币数量；r为货币周转率；n为交易的商品数量；e为商品周转率；p为一般物价水平。
1911年，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出版《货币的购买力》一书，提出了著名的交易方程式：

式中，M为流通中的货币数量；V为货币的流通速度；P为一般物价水平；T为社会总交易额。
交易方程直观地表示了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与一般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货币数量方程式。之后，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庇古等人针对交易方程只注重流通中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的关系这一局限，提出应着眼于人们当作备用购买力的现金余额来研究货币余额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的这一观点被表述为著名的剑桥方程式：

M=KY或M=KPy

式中，M为货币余额；K代表以货币形态持有的备用购买力占社会总收入的比例；Y为社会名义总收入；P为物价水平；y为社会实际总收入。
这样，剑桥方程将货币数量论直观地表述为货币存量与名义国民收入间的直接关系。交易方程和剑桥方程的建立，标志着货币数量论已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交易方程和剑桥方程也逐渐成为货币数量论的一般表达式，其影响一直流传到今天。

货币数量论

用货币数量来解释货币价值、商品价格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货币的价值与商品的价格都是由货币数量决定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流通中货币量增加，货币价值会降低，商品价格会提高；反之，流通中货币量减少，货币价值会提高，商品价格会降低。
早期货币数量论 货币数量论的创始人是法国重商主义者T·波丹，他最早用货币流通数量的变化来解释16世纪西欧出现的价格波动。以后，英国经济学家J·洛克和D·休谟对货币数量论的进一步论述，奠定了这一学说的理论基础，成为18世纪货币数量论的重要代表。18世纪末19世纪初，货币数量论的最主要的代表者为英国古典学派经济学家D·李嘉图。而首先将货币数量论的原理用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纽康芒和E·W·甘末尔。但货币数量论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还是以美国郁鲁大学教授I·费雪的“交易方程式”和英国剑桥大学教授A·C·庇古的“剑桥方程式”为其标志的。
洛克用供求论来解释货币的价值，指出由于货币并不用于直接消费，而是用以交换人们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消费品，因而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任何时候都是无限的，与其他别的商品有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形不同。因此洛克认为，其他商品是供给数量与需求数量决定其市场价值，而货币则只是供给数量即货币数量决定其价值。
休谟把货币数量论，作为反对重商主义关于通过国家干预经济以积累本国金银货币的主张的重要依据。休谟认为，金银作为货币，完全靠它们在社会交换过程中的职能，才有自己的价值。一国流通中的货币，不过是用来计算或代表商品的价值符号。商品的价格并不决定于一国所有的商品与货币的绝对数量，而是决定于上市的或行将上市的商品数量与流通中的货币量。在商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增多，商品价格就会同比例提高。所以人为地增加货币量，对一国并无好处。
在关于货币价值的问题上，李嘉图既是一个劳动价值论者，但同时又是一个货币数量论者。他一方面认为黄金和白银象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其价值只与其生产及运上市场所必需的劳动量成比例，是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货币的价值。因而货币价值的变动也必然只根据其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的变动。但在另一方面，李嘉图又错误地将货币的价值看成是由货币的数量来决定的，认为商品价格随货币量的增减而同比例地涨跌。这样，他自己又完全背离了劳动价值论。
19世纪，美国经济学家纽康芒在其1885年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第一次用数学公式来表述了流通中货币量与物价水平的关系。纽康芒的公式是：
货币数量（包括现金与银行存款）×货币流通速度=交易的商品和劳务量×物价水平
继纽康芒之后，1907年甘末尔在其所著的《在与一般物价的关系下的货币与信用工具》一书中，将纽康芒的公式演变为下面的形式：

费雪方程式与剑桥方程式 1911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费雪在其所著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广泛传播的所谓交易方程式：MV=PT，重新表述了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式中M表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法偿货币数量；V表示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P为由某种物价指数来表示的一般物价水平；T表示总交易量。费雪指出，由于支付制度和支出习惯的相对稳定，因而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V为固定不变的常数。同时，在充分就业的均衡条件下，社会交易量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量。因而“货币数量增加的正常影响之一，是一般物价水平确切地按比例增涨。”
1917年，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庇古根据他的老师A·马歇尔的学说，在其发表的《货币的价值》一文中，提出了另一个货币数量论的公式，即所谓剑桥方程式M=Ky(Y=Py)。式中M仍表示货币数量，K为剑桥系数，表示单位货币收入所需要的货币数量，y为名义国民总收入，它等于实际国民收入y与物价水平P的乘积。在实际国民收入y与剑桥系数K固定不变的假设前提下，货币数量M与物价水平P同比例变化。
货币数量论是一种庸俗的货币理论。货币数量论者把货币的价值看着是由货币数量决定的，否认货币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混淆金属货币和纸币的区别，完全把货币看着是纯粹的价值符号，流通手段，持名目主义的货币本质观，这是根本错误的。按照货币数量论的观点，货币在进入流通过程以前，是不具有任何价值的，只是在进入流通过程以后，在与商品相交换、相对比时才根据货币与商品的数量对比取得所谓反映价值。很显然，此种反映价值，仅仅是货币交换价值，它与货币价值并不是同一个概念。马克思曾经指出，货币数量论者“使商品不带价格、金银不带价值进入流通过程。因此他从来不谈商品的价值和金的价值，而只谈它们的数量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54页)于是，货币数量论者在混淆金属货币与纸币的同时，也就混淆了金币流通规律与纸币流通规律，完全着眼于货币数量而对货币流通作出错误的判断。
当然，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由于纸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价值符号，因而它所代表的价值就由它的数量来决定的。货币数量的多少直接引起纸币所代表的价值的变化进而表现为物价水平的变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重视对纸币数量的研究，这是货币数量论给我们的启示。

货币数量论quantityt heory of money

指根据货币供给的变化解释国民收入和价格变化的理论。早期的货币数量论根据货币存量的变化解释一国的价格水平，现代的货币数量论已发展成一种货币需求理论。主要用于解释商业波动和通货膨胀。
早在1568年简·鲍迪恩通过仔细观察和分析，认为来自美洲的大量金银，是造成欧洲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1691年约翰·洛克对这一观点作出了清楚地阐述。1752年，大卫·休谟补充了一种观点，即在货币供给增长与它导致价格上升这一段时距中，货币数量的增长将刺激经济活动和贸易的增长。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则根据货币数量及其流通速度来解释价格总水平的变化。一般来说，他们认为货币供给的增长将导致价格成比例地上升。
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I·费雪更为详尽地分析了货币、价格和其它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著名的交易方程式：MV=PT。M表示货币数量，V是流通速度、P是包括所有交易的价格指数，T是交易总量。这个方程式不是理论，而仅仅是排列了需要解释的变量。
按照费雪的理论，货币的流通速度是稳定的 （但不是不变的），而且不受方程式中其它项目的影响。因此，货币数量M的变化主要反映在价格或产量 （或二者） 方面。由于费雪及其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认为，工资和价格的调整比产量的调整更为迅速，因此，他们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货币对价格的影响上。但没有因此而忽视货币供给的变化对产量的影响。他们预期短期产量的变化主要受价格变化的影响。
货币数量论的另一种表达形式是由A·马歇尔、A·C·皮古和剑桥大学的其他经济学家提出的现金余额说。他们认为，人们想要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是他们实际收入的一个稳定的比例。在这个理论中，M=kPy,k表示人们想要以实际余额形式持有实际收入的一个比例； y表示实际收入。剑桥的现金余额说强调对货币作为资产即价值贮藏手段的需求，而不是简单地进行交易的手段。
在大萧条期间，货币数量论声名扫地，因为货币当局不能阻止萧条。结果，人们广泛地认为货币无关紧要。在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中，货币只有在影响利息率这一比较狭窄的范围内，才是重要的。二次大战后，那些试图增加货币供给以压低利率的国家遭受了通货膨胀的困扰，而那些控制货币供给的国家却成功地降低了膨胀。这使货币数量论再度赢得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以及公众的重视。
美国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在1956年重新阐述了货币数量论。按照他的观点，货币数量论不是一个产量、货币收入或价格理论，而是一种货币需求理论。弗里德曼把货币视为一种资产或资本品，对货币的需求视为一个资本理论问题。由于货币被视为整个资产组合(由土地、不动产一直到股本和证券)中的一种资产，因此，新的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化将通过资产组合的调整过程影响产量、就业和价格。
现代的数量论认为，人们想要以货币形式拥有对实际购买力的支配权。他们想要持有多少货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方式上依赖于他们的收入、他们拥有的其它资产、利率和他们预期商品和劳务价格变化的程度。但在既定的时刻，公众不会改变名义货币数量总额。名义货币数量规模是由银行和货币当局决定的。如果货币存量的增长超过了人们想要持有的数量，他们各自将试图把他们的货币余额缩减到合意的水平上。主要有两种方式： (1)通过购买资产或偿还债务以调整他们的资产负债表； (2) 用目前的收入流量和支出去增添资产或降低负债。由于某人的支出是他人的收入，因此某人试图去调整他的现金余额会使他人不能进行调整，从而给经济造成一系列影响。这个过程将增加支出和收入的流量，从而提高价格水平。一直到现有的名义货币存量的实际价值再次等于人们想要持有的数额，调整过程才告结束。反之，如果货币存量的增长不及货币的需求，公众将增加余额、降低支出和收入流量，从而对价格施加向下的压力。因此现代货币数量论的理论家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化在两个方向上影响收入和价格。
现代货币数量论在两个关键的问题上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争论。(1) 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凯恩斯学派的理论认为，利率较小的变化会引起货币需求量较大的变化，而且流通速度也是极不稳定的，因此货币的需求是不稳定的。如果这一结论是正确的，那么货币供给的变化对支出的影响就很小，也就不可能根据货币供给的变化来预测对收入和价格的影响。(2)货币的供给是否独立于货币需求，现代数量论的批评者认为，货币供给量是被动地适应于货币需求的变化，因此就货币供给的变化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来说，是收入影响货币供给而不是货币供给影响收入。尽管如此，现代货币数量论目前仍然对经济研究、教学以及公共政策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货币数量论

关于货币流通量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关系的一种西方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决定商品价格和货币价值的升降。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商品价格水平与货币数量成正比例，货币价值与货币数量成反比例。货币数量论产生于16—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年) 是货币数量论的创始人，他把价格上涨同贵金属流向欧洲一事联系起来，解释16世纪后半叶法国的物价上涨现象。18世纪英国的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 和穆勒 (JamesMill,1773—1836年) 以及法国的孟德斯鸠 (C.Montesqnien 1689—1755年) 等人不仅信奉货币数量说，而且在综合过去各家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从20世纪上半叶起，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货币数量论中有两派占了统治地位： 一是美国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年) 为首的货币主义者提出以交易方程式为核心的“现金交易说”； 二是英国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1842—1924年)及其主要代表庇古 (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年) 为首提出以剑桥方程式为核心的“现金余额说”。随后，美国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1912— )在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对货币数量说中的“交易方程式”和“剑桥方程式”提出了一些对照分析，创立了现代货币数量说，被称为“货币主义”。这一学说主要问题在于不理解货币的本质和价值尺度职能，认为货币只是进入流通后才有价值，商品才有价格。它还用纸币流通的规律性来说明金属货币的流通，对商品价格同货币流通量之间的因果联系作了错误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