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风偶识

诗经学专著。四卷。清代崔述(1740—1816)撰。崔述字武承，号东壁。大名（今属河北）人。乾隆举人，嘉庆间历知福建罗源、上杭诸县，有政声。乞归后以著述终老。治学富疑古精神，喜独抒己见，对史学造诣甚深，以《考信录》和《读风偶识》著称于世。后人编有《崔东壁遗书》。崔述解《诗》，最大成就在于有历史观念；《读风偶识》常有创见，考证精辟，立论坚实，足以自成一家。其书本以批判《诗序》为主旨。在崔述以前，郑樵、朱熹、章如愚、姚际恒，在他以后魏源、皮锡瑞都曾历指《诗序》之非，然而他们的着眼点都在义理方面，唯崔述能用历史观点检验它是否符合史实。崔述认为《诗序》以世次划分“正变”，以“正变”定“美刺”，分明与客观事实不符。他指出《七月》、《东山》、《破斧》“非盛治之世，安能有此，此固不得谓之变也”。还指出《淇奥》、《缁衣》、《鸡鸣》、《蟋蟀》“皆足以见君德民风之美，何所见其当为变风也者”。他还举出一些具体诗篇，说明“即衰世亦未尝无颂美之诗”，所辨都很有说服力。他认为《毛诗》最讲不通的地方就是用诗的世次来定“正变”，许多穿凿附会都由此而来。崔氏在这方面的辨诘，多中肯綮。《诗经》注解问题最多的是《国风》，《国风》中曲解最多的是二南。《读风偶识》对二南的论述，最为精辟，为全书的精粹所在。崔述不同意自郑、孔以来说诗者皆认为《周南》、《召南》在文王之世的说法。他首先考核所谓“文王之化”的问题，在《考信录》中考定西伯姬昌只是在后来才被追封为文王的，否定了文王曾自封为王，也就否定了由所谓“文王之化”衍生出来的各种说解，从根本上推翻了《诗序》对二南的附会。崔氏并进一步据周公、召公皆至武王之世始显，至成王之世始分陕而治的史实，论证了二南不但非文王时诗，亦不尽系成康时诗。如《汉广》“乃周衰时作”，《汝坟》“乃东迁后诗”，《甘棠》“作于康、昭之际”，《行露》、《羔羊》二篇“为周道衰，穆王以后所作”等。崔述的考论对于推翻《诗序》“文王之化”的谬说，有釜底抽薪的作用，这是《读风偶识》功绩。由于时代的限制，崔述论诗，仍以盛、衰、贞、淫等观点立说，又热衷于诗篇的教义，主张说诗要触类旁通，往往忽视了诗篇原有的旨趣，造成一些新的曲解和附会。《诗风偶识》有《畿辅丛书》本、《崔东壁遗书》本。

读风偶识

清崔述撰。全书四卷，对《诗序》、二南、十三国风分别进行通论，对《风》诗诸篇也进行了释意阐旨。作者一反当时崇奉古文学的时尚，在《诗经》研究中对《诗序》提出批判，认为朱熹《诗集传》“未能尽驳《诗序》及伪孔《传》之误”，而朱传之非亦“不在于驳《序》说者之多，而在于从《序》说者尚不少”，世人之所以信《序》者乃“以其近古”之故，其实《诗序》并非最“近古”。在《序》中说明其论诗“但主于体会经义，不敢以前人附会之说为必然，虽不尽合朱子之意，然实本于朱子之意”，大胆采录时人所非的朱说。在对诸“风”诗的探索中，论述其时代，批评《诗序》之说，明晰所抒之情及其大旨。在《通论读诗》一章中，作者言其欲借诗而“识其治乱之由”，“惜乎世之诵诗者皆为《诗序》所误，强以事附会之，失诗人之本意，遂致与政不相涉也”。并在具体论述和探求诗义中，多言其与社会、国家、风尚、习俗的关系，亦通过各诗来反映兴衰治乱的具体情况，形成自己论《诗》的特点。

读风偶识

诗经研究。清崔述 (1739—1816)撰。四卷。述有《无闻集》已著录。其学主于疑古考信，不为先儒虚妄之论所误，以司马迁“考信于六艺”之法，以纠谬于诸子百家之言，遂成《考信录》，影响甚巨。其治诗，以为鲁诗、齐诗源出于七十子，虽不能无传流之误，要大概为近古，遂据此以驳“毛诗说”之附会史传。其谓朱熹《诗集传》之可议处，不在驳“序”之多，而在于从“序”者尚复不少。于是，主张废弃“诗柄”与“序”，但于《诗经》本文中涵咏玩味，即词以求其意，如读唐、宋人诗，了然无汉、宋陈说存于胸中，其于旧说，惟合于诗意者则从之，不合者则违之。其为《考信录》时，于《雅》、《颂》中有关帝王篇什，已逐时、逐事考辨之；于《国风》，则就其所见录而存之。《考信录》既成，乃拾遗补缺，增广缀辑以成卷。以阐释篇旨为主，他如时代、地域等亦偶及之，不为章句、文字之训。有《丛书集成》本，《崔东壁遗书》本。

读风偶识

四卷。清崔述(1740—1816)撰。崔述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 （今属河北）人。清代史学家，乾隆二十七年 (1762)举人。曾任知县。治学以经为主，致力于疑古、辨伪、考信。考辨先秦古事，一切取信于经，对战国以下书，皆以为不可尽信，遂由治经而专攻古史，考证详明而不墨守旧说，辨析精微而不尚空谈。所著甚富，《考信录》一书，尤平生心力所专注。又著《王政三大典考》、《尚书辨讹》、《读经余论》、《论语余说》、《三代考信录》等，近人顾颉刚汇集有《崔东壁遗书》。是编非惟不取《毛诗》，于齐、鲁、韩三家亦复有所轩轾。其言曰：《诗》在汉初，有鲁申公、齐辕固生，各以《诗》传其弟子，其先盖皆本之于七十子。虽不能无传流之误，要大概为近古。其后韩婴亦传《诗》，然其源流未必能逮齐、鲁之醇。最后毛《诗》始出，卫宏为之作序，多傅会于《春秋》传文，以欺当世，学者不加细考，以为真有所传，遂谓其书优于三家，从而注之、笺之，由是毛诗盛行，三家渐微，逮于魏晋，齐、鲁《诗》遂亡，韩《诗》亦不复行于世。学者所见惟有毛《诗》，童而习之，不复知有他说，虽淹博好古之士，皆以为经之本旨固然，而《诗》之旨亦晦矣。是书有《东壁遗书》本、道光刊本、影道光本、亚东图书馆排印本、《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