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思克利夫革命

指19世纪后期英国继《福斯特教育法》(1870年)开辟了普及教育并迅速增加新闻读者的局面后对新闻事业的又一次推动。报业巨头中最有魄力而才能出众的诺思克利夫(1865—1922)在当时的文化高潮中建立了一个报业帝国。作为《每日邮报》(1896)和《每日镜报》(1903)的创办人，他把报纸所具有的“大众教育者”的重要作用同一种富于活力和想象力，大胆而且无情的商业意识结合起来。诺思克利夫代表着向利用广告并且日益依靠广告作为财政来源手段的基本过渡。
宣传就是一切。报纸在争夺注意力和追求轰动方面进行的较量，正如在今天一样，大有希腊神话中泰坦战斗之势。雷蒙德·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英国：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1961)一书中说：“真正的‘诺斯克利夫革命’与其说是实际新闻工作的创新，不如说是报纸在与那种新的广告联结起来之后经济基础的彻底改变。”到1908年，诺思克利夫的报业王国便囊括《每日邮报》、《每日镜报》、《泰晤士报》、两家星期日报纸(《观察家报》和《星期日电讯》)、一家晚报(《新闻报》)，此外尚有许多期刊，如《珍闻》和《答问》(后者的发行量开始时为12000份，两年后便跃增为35万2千份)。
虽然，所谓诺思克利夫革命的主要特点是利用新技术、追求大规模发行和大量领先广告为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尚有一种作法不应忽视，即报纸的风格与内容完全取决于报业巨头本人。J·柯伦和J·西顿在《没有责任的权力：英国的报刊和广播》(英国：方丹纳出版社，1981)中写道：“诺思克利夫和比弗布鲁克形成了他们所钟爱报纸的全部内容和版面设计。”当《泰晤士报》改变了“气象报告”在报中的位置时，诺思克利夫便大发雷霆地说，“…如果再动了位置，谁动就辞掉谁。”柯伦和西顿讲到报业巨头个人的爱好如何影响着当时的大众化新闻时说：“诺思克利夫一生对折磨和死亡简直着了迷：他甚至制作了一个水族箱，内放一条金鱼和一条狗鱼，中间有隔挡；他想消遣时，就把隔挡提起。”他要《每日邮报》的记者“每天找到一件谋杀案”。报社老板干预报纸的内容自然并不新奇，整个19世纪都是如此。但那时的干预主要在政治问题上面，而诺思克利夫等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插手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