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义证》

简称《说文义证》。文字学著作。清桂馥撰。50卷。作者治 《说文》之学，取证于群书，故称 “义证”。 感于习 《说文》者 “不习旧文”、 “叩以经典文字，茫乎未之闻也”，于是广徵群书为之注。义证主要有两部分， 前一部分证本义， 后一部分证许氏说解。 取材丰富， 经史子集， 无所不包。 另外， 对二徐本讹舛， 加以厘订； 对 《说文》原本应有而今脱漏者亦加搜补。 前人评价段 （玉裁）、 桂二家得失： “盖段氏之书， 声义兼明， 而尤于声； 桂氏之书， 声亦并及， 而尤博于义。 段氏钩索比附， 自以为能冥合许君之旨，勇于自信，自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创义为多；桂氏专佐许说， 发挥旁通， 令学者引申贯注， 自得其义之所归。故段书约而猝难通辟，桂书繁而寻省易了。夫语其得于心， 则段胜矣； 语其便于人， 则段或未之先也。”不足是盲目尊许，许书之误也强为之解；引用材料， 时代失于限断， 泛及藻缋之词。 此书桂氏生前未能刊行， 道光时李璋煜获其遗稿， 杨尚文出资刻入《连筠簃丛书本》。 同治九年崇文书局有重刻本。 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 《连筠簃丛书本》影印， 篆头加楷体， 编后附四角号码索引， 使用便利。

说文解字义证

简称《说文义证》。五十卷。清·桂馥著。研究《说文》的重要著作，清代《说文》四大家代表作之一。主要是按许氏对字义的解释，广泛采录经史子集用例作为佐证而疏解之。许氏说解之外的意义一概不收。此书特点是取材相当丰富，如对“吏”字的注释，先引《书》、《孟子》、《左传》、《周礼》等10种材料证明“吏”的常用意义，然后再用《周礼》、《管子·明法解》、《韩非子·外储说》、《论衡·量知篇》等八种材料证许慎“治人者也”的说解。广泛提供古书例证，而不凭主观论断。缺点是拘于许说，对《说文》的错误说解也征引材料曲为求通。有清同治九年(1870)湖北崇文书局刊本。

219 说文解字义证

见24162桂馥。

说文解字义证

文字学著作。清桂馥撰。桂馥(1736—1805)，字冬卉，又字天香，号未谷。山东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历任北京国子监教习，山东长山县训导，云南永平、顺宁县知县。另著有《说文谐谱考证》、《札朴》和《晚学集》等。
桂馥平生博览群书，潜心于小学，精通声义。与戴震相友善，其所主张的“训诂不明则经不通”(《上阮学使书》，刊《晚学集》)，显然是受戴震倡导的“以训诂明义理”之说的影响。因其“为《说文》之学，亦取证于群书，故题曰‘《义证》’(《说文解字义证·附录》)。桂馥校注《说文解字》化了毕生的精力，《清史稿·儒林传》上记载：“自诸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间，日取许氏《说文》与诸经义相疏证，为《说文义证》五十卷。力穷根柢，为一生精力所在。”
《说文解字义证》内容主要有两部分：第一部分举例证明某字的本义，第二部分参证许慎的说解。主要是博引古籍的说解来证实许书的说解，或补充许书的说明，或引古籍所引许书以相参证。其博引古籍，罗列群论，颇似《经籍籑诂》，触类旁通。其体例，先以大字分列许书原文，然后参取南北朝隋唐人疏解经传旧式，低一格双行小字疏解；若古籍所说与《说文》有歧异，则在疏解之前顶格双行小字列出；引证每例空一格。删去徐铉新附字，而收集古籍征引许书而今本脱略之字及解说，分列各部之后，首一字作楷书，以与今本许书原文区别。至于许书叙目，则小字双行随文而注，不复更作义疏之体。
《说文解字义证》最大优点是材料丰富。或引他书说解证实许书的说解，或引他书所引许书互相参证，或引他书补充许书，取材广泛，经史子集，无所不包。这些例证有助于清楚地阐明字词的含义，从中也可了解词义的时代性。桂馥又曾取《玉篇》、《广韵》以校《说文》，创获甚多(见《玉篇跋》、《书广韵后》，同刊《晚学集》)。这些成果都融合到了《义证》中去，从而增加了其学术价值。在资料的排比上，桂馥也并非没有主见地随意堆积，而是有选择、有次序、有条理地精心安排。对《说文》所引的《诗》、《书》、《左传》诸书，桂馥一律注上篇名；如有异文，也予注明，以便查检。《说文解字义证》的主要缺点，在于桂馥的著作思想，首先认定许慎书中所讲都是对的，必须为它找例证，如果许慎讲错了，桂馥的例证势必勉强附会。
对于《说文解字义证》，前人多有评述，如陈庆镛《说文解字义证·叙》：“桂书尚宏通，每字兼达其委。”张之洞《说文解字义证·叙》：“桂氏之书，声义并及，而尤博于义”，“桂氏专佐许说，发挥旁通，令学者引申贯注，自得其义之所归”，且“繁而寻省易了”。王筠《说文释例·序》云：“桂氏书征引虽富，脉络贯通，前说未尽则以后说补苴之，前说有误则以后说辨正之，凡所称引皆有次第，取足达许说而止，故专胪古籍，不下己意也，读者乃视为类书，不亦昧乎。”充分肯定了桂书作为材料书的特点和价值，对后人的《说文》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说文解字义证》著成后，因卷帙浩繁，桂馥生前无力刊行，长期只有稿本流传，咸丰元年(1851)，才在经许瀚详加校订后(见许瀚《说文解字义证校例》，刊《攀古小卢杂著》)，刊入《连筠簃丛书》。咸丰十一年，许瀚家藏的《说文解字义证》版本毁于战火，此书一时绝版。同治三年(1864)张之洞重新刊刻此书，即湖北崇文书局刻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据《连筠簃丛书》本影印，中华书局1987年据湖北崇文书局本影印，两者均附笔划索引和四角号码索引，使用方便。

说文解字义证

简称《说文义证》。（清）桂馥撰。50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举例说明某字有某义（限于本义），第二部分讨论许慎的说解。在第二部分中，或引他书说解来证许书说解，或引他书所引许书相参证，或引他书补充许书。例证丰富，排比有条理。但笃信许说，不惜强为之说。为清代阐发说文的重要著作之一。有多种刻本，以清道光咸丰间杨氏刻本为最早。

说文解字义证

五十卷。清桂馥(1736—1805)撰。桂馥字冬卉，号未谷，山东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历官长山县训导，云南永平知县。少承家学，博览群书，精于金石篆刻、文字训诂之学。著作尚有《札朴》、《缪篆分韵》、《说文谐声谱考证》、《晚学集》等。曾绘许慎以下魏江式、唐李阳冰、南唐徐铉徐锴兄弟，宋张有、吾丘衍之属为《说文统图》，因题其书室为“十二篆师精舍”。桂氏尝谓“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故自诸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间，日取《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证，从而撰成此书。他自道其著书之旨云：“《梁书·孔子顒傅》：‘高祖撰《五经讲疏》及《孔子正言》，专使子顒检群书以为义证。馥为《说文》之学，亦取证于群书，故题曰‘义证’。”其书着重训诂义理，每字必钩玄探赜，征引群书，或数义，或十数义，同条共贯，材料极其丰富。王筠曰：“桂氏征引虽富，脉络贯通，前说未尽，则以后说补苴之；前说有误，则以后说辨正之。凡所称引，皆有次第，取足达许说而止，故专胪古籍，不下己意也。”(《说文释例自序》)桂氏的《义证》一般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举例证明某字有某义（限于本义），第二部分考辨许氏的说解，或引他书的说解以正之，或引他书所引许书以参之，或引他书以补之。如果许慎已举《诗》、《书》、《左传》等书为例，桂氏则注上篇名；如果有异文，桂氏则加以引述。如《说文》：“羖，夏羊牝曰羖。”桂氏《义证》说：“《韩子》：‘孙叔敖相楚，衣羖羊裘。’《史记·秦本纪》：‘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张奂与崔子贞书》：‘仆以元年到任，有兵二百，马如羖羊。’《寰宇记》：‘扶南国出金刚，状如紫石英，以羖羊角扣之，漼然冰泮。’《本草》：‘羖羊角生河西川谷。陶云：“此羊角以青羝为佳，余不入药用也。”衍义云：“羖羊出陕西，河东谓之羖䍽羊，尤狠健，毛最长而厚。”’‘夏羊牝曰羖’者，《释兽》：‘夏羊牝，羖。’《释文》引《字林》：‘羖，夏羊牝。’颜注《急就篇》：‘羖，夏羊之牝也。’馥案：《广韵》、《集韵》、《类篇》、《五音集韵》、《字鉴》引本书并作‘牡曰羖’。徐锴本及《韵谱》李焘本亦作‘牡’。《通鉴》：‘魏世祖更定律令，巫蛊者负羖羊抱犬沉诸渊’注引本书：‘夏羊壮曰羖。’‘壮’为‘牡’之讹。《广韵》：‘羖，䍽羊。’《增韵》：‘羖，羊牡。’《六书故》：‘羖，牡羊也。牡牛亦曰羖牛，犹羖羊亦曰牝羊也。’《易·大壮》‘羝羊触藩’《释文》：‘张云，羖羊也。’《诗·宾之初筵》‘俾出童羖’传云：‘羖，羊不童也。’笺云：‘羖羊之性，牝牡有角。’《尔雅翼》：‘羖音通于牯，故《本草》‘羖羊’条注称‘牯羊’，‘牯’乃牡之名。馥案：‘羯’曰‘羖犗’，何得为牝？”有人认为，桂氏只是堆积材料，不算研究，这是不对的。 由此“羖”字一例，即可知道桂氏的材料并不是随便堆积的，而是有选择、有次序、有条理的。桂氏的学问不在段玉裁以下，两人在《说文》学方面的贡献各有千秋。张之洞《说文解字义证序》曰：“窃谓段氏之书，声义兼明，而尤邃于声；桂氏之书，声亦并及，而尤博于义。段氏钩索比傅，自以为能冥合许君之旨，勇于自信，欲以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创义为多；桂氏敷佐许说，发挥旁通，令学者引申贯注，自得其义之所归。故段书约而猝难通辟；桂书繁而寻省易了。夫语其得于心，则段胜矣；语其便于人，则段或未之先也。”桂书除“义证”外，凡二徐本之讹舛，亦加以厘订；并注意搜补许书的遗文，共一百一十九字。桂氏认为：“《说文》非许氏创作，盖总集《仓颉》、《训纂》、班氏《十三章》三书而成。《仓颉篇》五十五章，《训纂篇》八十九章，班固十三章，以每章六十字计之，凡九千四百二十字。《说文叙》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然则《说文》集三书之大成，两汉训诂萃于一书，顾不重哉。”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它肯定了《说文》与以前字书的继承关系。桂书的缺点有三：一是对许慎的说解确信不疑，许慎讲错了还要寻找例证勉强牵合；二是所引据的典籍，时代失于限断，缺乏历史观念；三是所引各书未及校对，讹舛颇多。此书完成以后，长期只有稿本流传，直到咸丰元年(1851)才经许翰等详加校定，刊入《连筠簃丛书》中。然印数不多，流布不广。咸丰十一年(1861)捻军经过山东日照，版片毁于战火。后于同治九年(1870)张之洞提督湖北学政时由武昌局重为刊刻，是为湖北崇文书局本。1978年中华书局据崇文书局本精心描修付诸影印，并于书前加笔画检字，书后加四角号码检字，是书才有可读易得之本。

说文解字义证

训诂书。清曲阜人桂馥※积毕生精力所著。本书主要是征引古书有关材料以疏解《说文》，故名义证。内容分两部分：一是举例说明某字具有《说文》所释之义，二是讨论许慎的说解。例证丰富，涉及各种经史子集及文字、音韵、训诂著作。失之于墨守许说，有不少谬误。桂氏此书被认为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相伯仲，并称桂、段。史评：“段氏之书，声义兼明，而尤邃于声；桂氏之书，声义并及，而尤博于义。”于后世影响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