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欧洲民谣》

琼·皮埃尔·特埃民撰，初载《中国文学报》(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编集，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第十八册，1963年4月)。论者开头便谈到：阅读《诗经》令人震惊的是，自然与人世间构成无穷往复的运动。在许多诗篇中，自然与人事，或接近，或对立，相互影响，看来是由某种模糊的亲近性结合起来似的。读者不由诧异：恋爱女子的悲欢与河中的流水、山坡茂盛的草木、使诗歌生动起来的某种跳跃的动物等究竟有什么关系？吹拂枣树的南风与有七个孩子的母亲的悲哀有什么样的关系？进而，在河梁上踱来踱去的狐狸与无衣蔽体者的苦痛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由此，论者引出对《诗经》兴与赋的讨论。论者认为所谓兴有三种类型的区别，即比喻，如《桃夭》以盛开的桃花比喻新娘；象征气氛，如《关睢》，以关关鸟鸣展现全诗欢乐的气氛，《终风》以烈风与恶劣的天气象征两人之间的纠纷； 自然必然秩序的观念，就是相反的起兴，即“反兴”的问题，以人的脆弱或者混乱与自然严守不变的秩序对立起来，如《简兮》“山有榛，隰有苓”，吉川幸次郎先生补充说：“它们各自生活在该生活的地方，而我却不在该在的地方”，诗中接言“云谁之思，西方美人”。最后一类从意义上的关系来看，与主题完全没有联系，只是与主题一起形成韵律上的平行体。论者说，纤细的、流动的、可能出现难以把握的细腻差异的兴，是形成收入《诗经》的诗歌的美丽与难懂的主要原因。“作为被这种表现形式所吸引同时为之感到困惑的一位西欧读者，希望从欧洲民谣中找出具有同样作用的东西，是容易理解的”。论者就京都大学图书馆收集的材料，进行了对比分析。首先他查阅了法国与德国的诗歌。这两国叙事的民谣占有显著优越的地位，民谣大部分以故事为内容，抒情诗本身或多或少惯用的语句中也往往溶进故事，在这些民谣中很少见到真正的兴。相反，在法国与德国的民谣中，却极频繁地出现“赋”与“兴”的中间形式，许多诗不是单纯叙述，而是以具有象征价值的习惯描写开头，特别是在恋歌中，往往要用传统的意象。庭院、森林这样的场所，五月这种时间，杜鹃这样的动物，蔷薇这样的草木，在恋歌中起着特殊的作用。把这些要素的一种，放在民歌的开头，便使人立刻联想到与恋爱有关的事物。所有的民谣，为了素描情景，同时，为了展现诗歌整体的气氛，它们作为一种“引言”，具有着定型意象的作用。在论者引用的民谣中兴没有象《诗经》里出现大部分“兴”那样，起着创造自然与人感情之间某种关系的作用。在西欧，在有常见章句与迭句的诗歌中它起着与分类相同的作用。在这些民谣中，通常可以看到作为“引言”的、《诗经》表现法之一的，即“兴”与“赋”交错的意象。谈到所谓“兴”，它只是偶然的、孤立的、不明显的，而没有象《诗经》那样系统使用，不是象征的，而多不过是“主题的一种韵律对位法”。论者在西欧其它国家民谣中最初发现系统使用兴的实例。意大利Firenze地方的Tosca na民谣中常常使用兴，俄罗斯民谣也多有使人联想到《诗经》中兴的修辞手法，但与意大利一样，俄罗斯的兴也不免退化为机械的方法。最后，论者归纳出如下结论：一、广泛意义上的兴，不是《诗经》独特的表现手法。兴出现在一些国家的民谣中。论者提出了假说：在一些国家中，兴展现的是自然发生的、真正诗歌表现体系中发达的民众文体。如果这种见解得到充分证实的话，便可进一步证实收入《诗经》的诗歌起源于民间的这种说法。二、大体说来，明快而易于分类的Votyak(住在Kazan、Penmi、Samara地方)的民谣，向我们显示了这种表现方法的柔软性与丰富性。在这些民谣四行诗中，兴表现出的多样性，使我们可以认为《诗经》本身的兴也是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三、最后，兴这种表现手法，尽管是具有多样性的手段，也不免受到“动脉硬化症”的威胁。在意大利、俄罗斯诗中可以得出这种教训。原来起着比喻或象征作用的兴，容易退化为单纯形式上的东西，而且具有失去概念上一切意义的倾向，早已不过是语言的游戏、主题的一种附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