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蒙恬之死

空前强大的秦朝竟然二世而亡。犹如夏日天气，乍晴乍雨，变幻不定，实在令人深思。秦楚之际及汉初的哲人士子论之甚多，历来也不乏议论或探讨。这实在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历史教训！
蒙恬出身于秦功臣世家，是秦率领大军抗击匈奴的统帅，其死对秦朝不无影响。司马迁于《史记·蒙恬列传》，对蒙恬被逼自杀是同情的，而对其自我检讨则以为不然。他评论蒙恬，既不论其功，也不论其死对秦有什么影响，而是提出这样的批评： “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意思是，在秦统一天下付出了很大代价之后，百姓希望安居乐业，蒙恬应当对秦君提出休养生息之谏，而不该“阿意兴功”，以致失去民心，这是卓越的史识。扬雄 《法言》批评蒙恬兴功兴兵，“力不足而尸有余”，与司马迁是同一个调子。
司马光对蒙恬的评论，一方面，继承了司马迁、扬雄的观点，说： “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蒙恬统帅大兵对抗匈奴，有什么历史价值和意义，这是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两司马都未展开探讨，不无欠缺。但秦朝急于兴功，急征暴赋而失民心，恰好说明它未能做到与民休息，这也就证明两司马之论确有一定道理。
另方面，司马光又抓住蒙恬守义自杀而不叛秦之事，大加表扬，说他“明于为人臣之义，虽无罪见诛，能守死不贰，斯亦足称也。”司马迁详记蒙恬守死不叛之事而不置一评，显然对此没有发论的兴趣，而司马光对此大唱高调，看来难免奉行封建礼教而提倡愚忠之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