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的讨论
发生于1979年。《文艺报》1979年第7期至第12期，对从维熙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开辟专栏展开讨论。讨论过程中分歧意见涉及社会、政治、法制、爱情等很多方面，也涉及到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等原则问题。
❶ 对作品的评价有肯定和否定。一种观点认为，小说的政治倾向是站得住的，作品的基调是悲壮的，读了令人悲愤、沉思；另一种观点认为，小说虽不失为一篇有思想深度、取材精心、爱憎分明的好作品，但主要人物性格的塑造、某些情节的安排，还存在不成功和不合理的地方。还有一种观点从思想、艺术上全盘否定这部作品。
❷ 这样的悲剧应不应写?有无现实意义?这个悲剧作品写作是否成功?在歌颂的同时需不需要暴露?这些问题提得较多，并大都从肯定的角度加以评价。
❸ 艺术描写的得失问题，有人认为：小说的开头引人入胜，但越向后读越觉生硬，缺少个性；有的读者特别赞赏作者对路威和葛翎的情谊以及高欣与周莉的爱情的描写，认为这些充满著无产阶级的人情味；对于主要人物葛翎，读者的评价很不一致，焦点集中在两个细节的描写上：一是葛翎爬上大墙摘玉兰，终于陨命于大墙下。二是三十年前还乡团杀回马家寨时，他上台摘毛主席像，被抓住险些送命，有人认为这不符合人物性格，虚假可笑，不能令人同情。有人认为这两次行动都是合情合理的，表现了葛翎的坚强性格和高尚情操。这次讨论对发扬艺术民主，提倡自由辩论，活跃文艺批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