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证parasitosis由寄生虫寄生于畜禽体内外所致病证的总称。中国对畜禽虫证的认识和防治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就有寄生虫的象形文字记载。汉代出现的《神农本草经》中已有用中药杀虫的记载。晋代的《肘后备急方》对虫证有进一步的认识，指出：疥癣中有虫，先用药水洗净，再涂药。公元6世纪《齐民要术》对羊疥癣的防治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出：全身性疥癣，应分次分区涂药，不可一次涂遍全身，以免发生药物性中毒，并已发现疥癣有传染性，应隔离治疗。公元9世纪《司牧安骥集》首次记载了马混睛虫、蛲虫和蜱虫咬袖的独特防治方法。明代刊行的《元亨疗马集》中记有血汗症（副丝虫病）和马胃蝇蛆病。其中对混睛虫和蜱虫咬袖又有全面的补充和发展。《新刻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记载了牛目生弩丝虫（即牛眼虫病）等新的虫证。《稗史汇编》中也有关于牛蛭（即牛肝蛭病）的记载。清代赵学敏编著的《串雅》中首次记载了牛身上生虫（即牛皮蝇蛆病）等。《活兽慈舟》中记载了牛脾虚生螬虫（牛蛔虫病）、马生蚘虫（即马蛔虫）、猪患螬虫和治牛吃蚂蝗方等。古代中兽医通过临证实践，认识到体质强壮，食欲好者不易发生虫证。因此，强调治虫之本，应杜其源。胃气强，虫不能留，亦不能生。虫证多体虚，故宜攻补兼施，否则虫长而正气散。这种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学术思想一直为后世医家所继承。
1949年以后，中国学者对虫证的中药防治研究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要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继承和发展了巧治法；二是驱虫复方的验证和新方的制定；三是寻找新的驱杀虫体的特效中草药，并采用化学合成法加以推广应用。如针刺开天穴，巧取混睛虫，至今仍是有效的根本疗法。通过中西兽医结合加以改进，选用局部麻醉药，使眼球不动，易于操作；用注射器穿刺抽吸虫体，初学者也容易获得成功，使这一传统技术在兽医临证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对常见的危害畜禽健康的虫证，如牛肝蛭病、马胃蝇蛆病、牛皮蝇蛆病、疥癣等进行了古方临证验证和新方临证治疗的控制试验。如古方蝉蜕散治混睛虫，郁金散治马血汗，马疥方、当归醋浸治牛皮蝇等的效果均得到了肯定。新方肝蛭散、驱虫散、槟榔南瓜子合剂、鹤草芽散剂等也都有效。至于寻找新的特效中草药驱杀畜禽的诸虫，从临证治疗、控制试验、毒性试验、人工感染虫株试验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从有效成分分析和化学合成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讨。如西北农业大学对青蒿素的衍生物青蒿酯治牛焦虫病的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对骆驼蓬治牛焦虫的研究，证实这两种药都是高效、低毒的广谱抗焦虫药。此外，对鹤草芽驱除绦虫具有良效，并将有效成分分离、化学合成为仙鹤草酚， 已在临证推广应用。
对虫证的研究，应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 中西结合，继续整理提高传统的驱杀畜禽体内外寄生虫的有效方药，进一步寻找新的有效、低毒的抗虫中草药，并进行药理、有效成分等方面的研究，为保证畜禽健康发挥更大的作用。 虫证 虫证虫证是泛指诸虫寄生人体引起的病证，尤指肠道虫证而言。虫证历代文献有三虫、九虫、五虫、诸虫、虫症等名称。
病名考证 虫证一名，见于《秦氏幼科折衷》； 但早在《五十二病方》就有蛲虫记载。《灵枢》最早论述蛔虫病病证，出虫瘕病名。《神农本草经》有长虫、蛲虫、白虫、肠中蛭虫及三虫等记载。《伤寒论》确立蛔厥证治。《金匮要略》对寸白虫的传染方式和预防知识已有较正确记载。《肘后备急方》指出三虫者，长虫、赤虫、蛲虫也。并说虫有九种，而蛲虫、寸白人多病之。《诸病源候论》详论九虫病诸候，集古代虫证之大成。九虫系指伏虫、蛔虫、寸白虫、肉虫、肺虫、胃虫、弱虫、赤虫及蛲虫。三虫说法不一，历代多据《肘后备急方》长虫、赤虫、蛲虫之说。而《扁鹊心书》等称蛔虫、蛲虫、寸白虫为三虫。实际上所谓三虫，包括上述蛔、蛲、赤虫、寸白虫四种虫证。古代常见四虫习惯上称“三虫”，《备急千金要方》又有五脏虫说，即四虫加肺虫。直至《秦氏幼科折衷》才通称诸虫为虫症。历代对赤虫的论述较多，散见于蛊毒、积聚、诸虫等门类中，并有血鳖、虾蟆等异名。
病因病机 历代论述较多。《灵枢·邪气藏府病形篇》：“脉微滑为虫毒、蛕蝎、腹热”。《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篇》：“食生肉……变成白虫。”《史记·仑公列传》：“病蛲得之于寒湿，寒湿气宛笃不发，化为虫。”创虫由湿热所生之说。《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明确指出外因由经口误食虫卵所致，强调“食瓜果与畜兽内脏遗留诸虫子类而生。”《景岳全书·诸虫》篇论述较详，指出：“虫之为病，人多有之。由于化生诚为莫测，在古方书，虽曰由湿，由热，由口腹不节，由食饮停积而生，是固皆有之矣。然以常见验之，则凡藏强气盛者，未闻其有虫，正以随食随化，虫自难存。而虫能为患者，终是脏气之弱，行化之迟，所以停聚而渐致生虫耳。然则或由湿热，或由生冷，或由肥甘，或由滞腻皆可生虫，非独湿热已也。然以数者之中，又惟生冷生虫为最。”综各家之说，虫证系由脏腑不实，脾胃虚弱，或素有湿热留滞肠胃，加之杂食生冷肥甘油腻等物，或误纳不洁之瓜果、禽兽等食物。致湿热内壅，日渐孳生虫证。
辨证要点 其外候尚未显露，或未见虫证发作时，辨证较为困难。一般按腹痛时发时止，吐虫或便虫，或腹中有块梗起，呕吐涎沫清水或清黄水等要点进行辨证。对虫证的辨证，有望诊而知虫积，问诊而知虫候，腹诊而断虫瘕。如《厘正按摩要术》卷四辨蛔瘕指出：“蛔病诊腹有三候，腹有凝结如筋而硬者，以指久按，其硬移他处，又就所移者按之，其硬又移他处，或大腹或脐旁，或小腹，无定处，是一候也。右手轻轻按腹，当时稍久潜心候之，有物如蚯蚓蠢动，隐然应手，甚至腹底微鸣，是二候也。高低凸凹，如亩亩状，熟按之，起伏聚散，上下来往，浮沉出没，是三候也。”《景岳全书·诸虫》对虫证的辨证也较全面，“虫之为病，其类不一，或由渐而甚，或由少而多，及其久而为害则为腹痛食减，渐至羸瘠而危者有之。凡虫痛证必时作时止，来去无定。或呕吐青黄绿水，或吐出虫，或痛而坐卧不安，或大痛不可忍。面色或青，或黄，或白而唇则红，然痛定能饮食者便是。” 虫积腹痛多位于脐周，蛔厥腹痛多胃脘当心剧痛，若痛时腹中有块梗起，多属虫瘕之证。虫疳为小儿虫积之重候。虫积、虫瘕、虫疳多属虚损久病，或为虚中夹实。蛔厥则有虚有实。上述证候多见于蛔虫病证，亦偶见于寸白虫、赤虫等病症。虫臌辨证参见“臌胀”条。
治疗原则 古人治虫多用单方、验方为主。《神农本草经》已收载杀三虫药物如楝实、雷丸、芜荑、贯众等。《名医别录》、《六科准绳》等同一味槟榔汤并治四虫。《外台秘要》集唐代以前54方，均属单方、验方。《医方考·虫门》：“杀虫之品，古方率皆单剂行之，近代类聚而为丸尔。”《金匮要略》乌梅丸、甘草粉蜜汤开复方治虫证的先声。《景岳全书·诸虫》篇指出：“凡治虫之法，或攻或补自有缓急先后之宜，所当详辨，不可任意忽略也。”颇合临床实际。在谈到如何提高药效时，又说：“凡欲下虫，必先一日不食，而使虫饥，次早五更，用油煎肉嚼之良久，腹内虫闻肉香，头皆向上而欲食，乃以鸡蛋煎饼和药嚼而食之，须臾，服葱汤或白水少少以助药力下行，不逾时而虫俱下，甚至数升。然后以白粥补之，随服补剂调理脾胃而疾可悉愈。”张氏还强调，必须温养脾胃，以防虫证之再发，说：“治虫之法，虽当去虫，而欲治其生虫之本，以杜其源，尤当温养脾肾元气为主。”创制代表方剂温藏丸。综观历代虫证治法，可归纳为杀虫、止痛、健脾消积、扶正固本诸法。大抵虫势急骤用攻积杀虫，或暂安虫止痛。虫势较缓而体质较实，则迳予杀虫。若病久体虚常杀虫与健脾扶正并施，脾弱者兼运其脾，胃滞者兼消其滞，或先予调理补益，然后逐虫。
预防 当节饮食，护脾胃，以杜诸虫孳生之源。同时注意饮食卫生，以防虫卵经口而入。避免生食病肉以防孳生寸白虫。蛲虫病预防，平时须勤剪指甲，饭前便后洗手，勤换内衣裤，教育婴幼不吮吸手指等。
有关虫证论述，主要包括现代医学的蛔虫病、绦虫病、蛲虫病及姜片虫病。据《中国姜片虫的文献溯源》一书考证，古代九虫中之赤虫、肉虫、胃虫都可能是指姜片虫。钩虫病历代医著多附于黄疸等门。 ☚ 虚秘 蛲虫证 ☛
虫证 虫证虫证，是指寄生于人体的各种虫类引起的病证。这里主要讨论蛔虫、蛲虫、寸白虫（绦虫）三种肠道寄生虫病。虫证，是因为饮食不洁，脾胃不和所致。蛔虫证与蛲虫证均因进食沾有虫卵的生瓜果、蔬菜，或手指、衣被等附着的虫卵，经口进胃，寄生于肠道而致。绦虫证是进食带有绦虫卵而未煮熟的肉类，到肠道寄生而致。
蛔虫证，症见嘈杂，脐周围痛，腹痛时作时止，嗜食但面黄肌瘦，鼻孔作痒，睡中齘齿，下唇内有小白点如粟粒状，面上有白色虫斑，或便或吐出蛔虫，甚至蛔厥。太阴人用麻黄定痛汤。少阴人用白何乌理中汤，白何乌附子理中汤。少阳人用滑石苦参汤。
蛲虫证，多见于小儿，肛门发痒，夜间尤甚，睡眠不安，痒时可在肛门周围见到细小白色小虫蠕动，病久亦能引起腹部隐痛，纳减，消瘦等。太阴人用白矾、蛇床子等分煎洗肛门。少阴人用川椒25.0g水煎洗肛门。少阳人用苦参水煎洗肛门。预防此病，必须食前，便后洗手，注意饮食卫生。
绦虫证，有腹部隐痛，腹胀不适，或肛门作痒，腹泻，或粪便中或在病人衬裤上可发现绦虫体节片，日久面色萎黄，形体消瘦，头晕乏力，失眠等。太阴人用榧子250g细末，每次15.0g日三次服，南瓜子去皮50g顿服。少阴人用苦楝皮、大腹皮、川楝子各20g水煎服。少阳人用滑石苦参汤加槟榔。 ☚ 痰饮 小便不利 ☛ 虫证chóng zhèngparasito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