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1838—1894

清末外交官。早期改良主义者。字叔耘，号庸盦，江苏无锡人。同治六年(1867年)以副贡入曾国藩幕，后随李鸿章办外交。光绪五年(1879年)写《筹洋刍议》，要求兴办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洋技艺，卫护封建道统。1884年任浙江宁绍台道，设海防，抵抗法国海军进犯。1888年任湖南按察使。1889—1893年，出任清政府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在此期间，进一步主张效法英德资本主义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宣传重商论，主张让私人集股成立公司，不赞成洋务派对新式工业的垄断政策，形成较明确的改良主义思想。提出“圣人正不讳言利”，“人人欲济其私”等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论点。其文著编为《庸盦全集》。

薛福成

 江苏无锡人。字叔耘，号庸盦。初入曾国藩幕，后随李鸿章办外交。1879年(光绪五年)著《筹洋刍议》,主张变法。1884年在浙江宁绍台道任内，参与镇海击退法舰之战。1889年出任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赞扬西方君主立宪制度，强调中国必须振兴工商实业。认为人口迅速增长造成人民贫困，主张以导民生财和导民出洋，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提倡私人集股成立公司，反对洋务派垄断新式工业。1894年5月回国，7月病死于上海。有《庸盦全集》、《出使四国日记》等。

薛福成1838—1894

近代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他曾任曾国藩、李鸿章、张树声的幕僚，1884年后历任宁绍台道，湖南提刑按察使，1889年出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他的著作汇编为《庸庵全集》。薛福成提倡师法泰西，自称其主张不少是“从前九洲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但又说师法泰西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他倡导举商政，振百工，“以工商立国”，要求改变“贱工贵士”的观念。薛氏称赞泰西“立国规模以议院最良”，认为英国君主立宪，不偏重君主、民主，最为“斟酌得中”。他的法律思想仍囿于明刑弼教、恩威并济等传统观念；但也认为清朝部例之繁应改革，“不变则弊存法亡”。他对西方司法制度有所介绍，提倡研究“公法学”，指责领事裁判权与片面最惠国待遇是不平等条约中危害性最大的问题，要求徐议改变。

薛福成1838—1894

字叔耘，号庸盦，江苏无锡人。同治六年(1867年)初入曾国藩幕府，后随李鸿章办外交。同治八年(1879年)撰《筹洋刍议》，主张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兴办工商业，提出变法主张。中法战争期间，任浙江宁绍道台，与提督欧阳利见在镇海击退法舰进攻。光绪十四年(1888年)任湖南按察使。次年出使英、法、比、意四国公使，赞成君主立宪制度。认为“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主张鼓励工商立国，效仿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商业，用机器“殖财养民”；强调工商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富，不可强。体现了他的改良主义思想。

171 薛福成

他是近代早期维新派的重要思想家。他的经济思想也同王韬等早期维新派一样，具有反抗侵略、要求变法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等鲜明特色。他曾于1889年出国，先后为英、法、意、比四国出使大臣，他亲眼目睹了西方国家工商生产和活动情况。因此，他著书立说，大力宣传机器工业的优越之处，主张中国建立发展机器工业，达到国家富强之目的。他认为西方“立国以商务为本”，中国要想强盛也必须彻底抛弃重农抑商的封建传统。他认为商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握四民之纲”，发展商业，“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主张以商为中心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后来又提出了“工实尚居商之先”的论断。他曾经是一个绝对人口过剩论者，认为清代中期以后，中国人口已多到无法应付的境地，曾提出“非移民国外不足以补偏救弊”。后来，他目睹了西方国家发展近代工商业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事实，也主张“用机器殖财养民”，即发展大机器工业，解决中国的人口过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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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 薛福成1838—1894

清末外交官。字叔耘，号庸盦，江苏无锡人。初入曾国藩幕府，后随李鸿章办外交。1879年著《筹洋刍议》，主张改革政治，发展资本主义。1889年以左副御史身分出使英、法、比、意四国。针对清政府外交上的弊病，建议：“宜厚于交往，严于交涉。”认为中国“三拜九叩首”礼，是“虚礼而受损非计之得也”，其建议是中国外交史上一次重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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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薛福成1838—1894

近代散文家、外交家。为“曾门四弟子”之一。其文长于议论，既洋洋洒洒，又谨严有序，有较强的说服力。亦长于叙事，行文明晰流畅，善作剪裁，描写生动，《出使日记》中的《观巴黎油画记》传诵尤广。著有《庸庵文集》。今人编《走向世界丛书》收入其 《出使日记》。

薛福成1838—1894Xue Fucheng

近代散文家、外交家。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自幼受时代潮流影响，轻视时文，不为诗赋，致力经世致用之学。曾入曾国藩幕府，参与洋务，后随李鸿章办外交。中法战争中，任浙江宁绍台道，击退法军进攻。晚年出使英、法、比、意四国。为文学亦要求经世致用，辞有义法。继承桐城派古文传统，又不受其束缚。有政论、史论，雄辩谨严，针砭时弊。文以《筹洋刍议》最有名，表达通过变法，革新政治、振兴工业的主张。另有记叙文字，叙述生动，载事翔实，兼有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著作编为《庸庵全集》。

薛福成1838—1894

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清末外交家，改良派思想家。早年为曾国藩的幕僚，后任浙江宁绍台道和湖南按察使等职。晚年以三品京堂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为清朝重要外交使臣。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洋务派到资产改良派的过程，同样，他的人口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从“绝对人口过剩”到“殖财养民”的过程。最初，薛福成与汪士铎等人一样，认为中国人口增长过快，而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已到了不能再增加的地步，已经到了“昔供一人之衣食，而今供二十人”(《庸庵文外编》卷一)，认为中国人口迅速增长是人民贫困的绝对原因。说什么中国土地已“垦辟无余”、“人无遗力”了 (《庸庵文外编》卷一)，只有靠移民出国解决人口问题。薛福成出使欧洲后，改变了人满为贫的观点。他研究欧洲土地并不多，人口密度也很大，但民不贫，认为是“为能漫其生财之源也”(《庸庵海外文编》卷三)。为此，提出国家的贫富，关键不是人口多少，而是生产是否发达。认为要解决人口贫困的问题，必须“殖财”，重“漫财之源”。当务之急是发展大机器工业生产。提出 “用机器殖财养民”(《庸庵海外文编》卷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抵制西人势力的扩张，于强国、富商、养民皆有利。虽然薛福成对资本主义制度人口过剩的问题认识不到，但他开源殖财养民的观点与前人相比，有明显的进步。另外，在人口质量方面，薛福成以为人口质量表现在外形和内智两个方面。而影响人口质量的因素，主要是人种和地域条件。他认为人种分贵贱，中国人和欧洲人是高贵人种，所以人口质量高。他还认为，处于地球温带的人口质量最高、热带人多而无才，质量差。他说： “大抵地球温带，为人物精华所萃。寒带之极北，则人物不能生。热带之下，人才不生”(《庸庵海外文编·赤道下无人才说》)。薛福成虽然能从“内才”、“外形”两方面全面地分析人口质量，但认识不到人口质量的高低的主要因素是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至于人种贵贱论，肯定是荒谬的。

薛福成

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认为人口的迅速增加，其结果是“昔供一人之衣食，而今供二十人”；“昔居一人之庐舍，而今居二十人”(《庸庵文外编》)，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只有学习西方经验，广开财源，才是解决人口问题的良策。“西洋富而中国贫，以中国患人满也。然余考察欧洲诸国，通计合算，每十方里居九十四人，中国每十方里居四十八人，是欧洲人满实倍于中国矣，而其地方膏腴又多不逮中国。以逊于中国之地，养倍于中国之人，非但不至如中国之民穷财尽，而英法诸国多有饶富景象者，何也？为能浚其生财之源也”(《庸庵海外文摘》)。为此，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来增加人口的就业机会，并向国外移民，输出劳务，达到“于中国之外，又辟一、二中国之地，以居吾民，以养吾民”的效果。他还十分重视人口的质量，认为人口质量有高低之别。质量高，其面目“文秀”、“白生”。体格“魁健”，才智过人；质量低，则“面目黝黑，形体短小”，“筋力”不勤，“神智”昏懦等。参见“历史”中的“薛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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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1838—1894

清末改良主义思想家、外交官。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初以副贡生参曾国藩戎幕，继随李鸿章主办外交。1884年调任浙江宁绍台道，在镇海抗击法军。1889年任出使英、法、比、意四国大臣。主张变法自强，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著有《庸庵全集》。参见“人口学”中的“薛福成”。

薛福成1838～1894

近代军事思想家。字叔耘，号庸盦，江苏无锡人。同治六年(1867年)初，入曾国藩幕府，后随李鸿章办外交。同治八年(1879年)，撰《筹洋刍议》，主张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兴办工商业，提出变法主张。中法战争期间，任浙江宁绍道台，与提督欧阳利见在镇海击退法舰进攻。光绪十四年(1888年)任湖南按察使。次年，出使英、法、比、意四国公使，赞成君主立宪制度。认为“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主张鼓励工商立国，效仿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商业，用机器“殖财养民”；强调工商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富，不可强。体现了他的改良主义思想。

薛福成1838—1894

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近代散文家，外交家。著有《庸庵全集》等。他曾师事曾国藩，是“曾门四弟子”之一。他推崇桐城派，长期与桐城派文人为伍，但却比较注意“经世致用”之学，极力提倡向西方学习，主张“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他认为“变法”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规律，只有实现“迭变之法”才能“变古以就今”。他驳斥了封建顽固派的那种效法西人是用夷变夏的谬论，指出语言、风俗，中外是不同的；“假造化之灵，利民生之用”，中外则是相同的。他认为中国的士大夫只在八股、试 、小楷上耗费时日，“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实际上是一无所能。因此他呼吁“变旧法”，“除积弊”，主张“治术学术”要“专精”，甚至还提出要改变科举旧制的要求。这些观点在当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也不可能摆脱孔孟之道的羁绊，“舍儒教，吾谁与归”，则反映了他思想的落后和保守。在散文创作上，他虽也曾高谈“义法”，但却很少去写那些“阐道翼教”的敷衍应酬文章。他著作的文字别具一格，不仅没有酸臭的八股腔调，而且还突破了桐成派古文的清规戒律，把散文的写作与现实密切地结合起来了。他的作品，对近代散文内容的改革，形式的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薛福成1838—1894

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早年为曾国藩幕僚，因镇压捻军被保举为直隶州知州，历任道台、大理寺卿等职。1872年转入李鸿章幕府办外交，1879年作 《筹洋刍议》 主张变法自强，振兴商务。1889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1894年归国病逝。著作有《庸庵全集》。薛福成早年持洋务派观点，主张维持中国的纲常名教，19世纪70年代后期逐步形成资产阶级维新思想。政治上，他赞颂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经济上，他提倡振兴工商。开始他对商业十分重视，认为“欧洲立国以商业为本，富国强兵全藉于商”，“握四民之纲者商也”(《庸庵海外文编》卷三)。后来，他对发展近代工业有了新认识，说：“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 （同上），提出了“工体商用”、“工居商先”观点。薛福成认为“西洋富而中国贫，以中国患人满也”，但“欧洲人满实倍于中国”，他们所以富而不贫，是因为“能浚其生财之源”，振兴工矿商务(《庸庵海外文编》卷三)。因此，他批判了顽固派散布的机器“夺民生计”论，主张发展机器工业以“殖财养民”，振兴百工，扩大就业机会。他指责国家对新式工业的垄断政策，主张由私人资本自行创办企业独立经营。认为“私”是人之天性，“人人欲济其私”，只要允许和扶助私人举办近代工商业，人们自然会“相率而竞趋”，中国的工商业定能迅速发展起来。薛福成赞赏西方国家“量出为人”的财政原则，认为国家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能聚亦能散”。他反对举借非生产性外债，并且认为即使借债修铁路以兴大利，亦应坚持“自主”，避免受制于外。他对外贸逆差深感忧虑，除提倡发展工商业以减少漏卮，分洋人之利外，主张争取关税自主，实行保护关税。薛福成还反对鸦片贸易，反对片面最惠国待遇，并要求清政府在修约中挽回利权。(参见“工体商用论”、“机器殖财养民论”)

薛福成1838～1894Xue Fucheng

modern proser,also called Yong’an. Works: Complete Collection of Yong’an,etc.

薛福成1838—1894

近代改良主义者、清末外交官。字叔耘，号庸盦。江苏无锡人。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以副贡入曾国藩幕，后随李鸿章办外交。1878年著《筹洋刍议》一书，主张革新政治，兴办民族工商业。1884年中法战争时，任浙江宁绍台道，与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共同御敌，在镇海击法舰入侵。1889年，以左副都御史出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有《庸盦全集》。

薛福成1838—1894

清末外交家、早期维新派人士。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咸丰八年(1858)中秀才。同治六年(1867)入曾国藩幕，协助“剿捻”。光绪元年(1875)提出养贤才、肃吏治、恤民隐、筹漕运、练军实、裕财用以整顿内政的《治平六策》和择交宜审、储才宜豫、制器宜精、开矿宜筹等以求强的《海防密议十条》，遂成为北洋幕府重要谋士，代表李鸿章起草奏稿、书牍，并参与策划军国大事。光绪五年写成著名的《筹洋刍议》。光绪七年一度署理直录宣化府知府。中法战争期间任浙江宁绍台道。光绪十年升任湖南按察使。翌年入都陛见，被清廷委派为英、法、意、比公使。为保护海外华侨的利益，薛氏奏请在南洋群岛等地设立护侨领事，并通过与英国谈判，相继在新加坡改设总领事、槟榔设立副领事、仰光设立领事；他代表清廷与英国议订的《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使中国收回滇边东里、孟连两大土司的全权。有《庸庵海外文编》、 《庸庵文续编》、 《庸庵文外编》、《庸庵笔记》、《筹洋刍议》、《出使四国日记》、《出使奏疏》等著作。